文革初造反派从绒线大王李良器家抄到现金四十余万，移交银行时少了十三万，有人说“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拿这么多钞票？可能帐记错了”立即修改了数字。到一九六九年二月工宣队进厂清查物资时，反而多出了一万五千八百多元现钞。
由这先少后多可以推测，造反派在从李良器家抄出数十万巨额现金时顺手卷走了一大批，到后来工宣队来查账时有人心虚又放回了一大笔现金，确实在当时月工资数十元的条件下，几个普通工人造反派很难找到合适理由把这私吞的十几万现金花完。
录入时部分人名做了技术处理，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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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工交组秘书组 1970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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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看，比较严重的盗窃被抄家物资的有第一绢纺厂、上袜十四厂、手帕六厂、国棉廿四厂、国毛七厂、合成纤维研究所、立新织布厂、上海筛网厂、丝绸试样厂、第三丝织厂、第二丝绸印染厂、上海脱水机厂、国棉廿一厂等十多个单位。大多是群众组织头头利用职权公开盗窃，有的撬门启封半夜偷，有的查抄时不登记入账，还要进一步揭发，已知有：上海第一绢纺厂造反队副队长唐××、吴××，队委陈××、陈×集体盗窃五千多元，退回的有自动日历手表五只，日货半导体收音机二只，德货照相机一架，望远镜、尼隆袜、绸被面、人参等（共价三千五百元），尚有六只半导体收音机无着落。上袜十四厂造反队副队长陈根福，利用保管查抄物资资的职权，盗窃照相机、手表等物及存单两张（五千六百元）。陈贪污后，大肆挥霍，大吃大喝，三次去苏州、二次去杭州游山玩水。手帕六厂造反队委杨海金，利用职权偷盗查抄物资收音机、小提琴、古玩、毛料裤子、围巾、毛袜等价值五百余元。最近他向旧货商店出售赃物时才破获。国棉廿四厂查抄物资中大量金银玉器被偷盗，珍珠被人磨成粉吃掉。
国毛七厂是查抄物资被贪污盗窃突出严重的单位，一笔糊涂账谁也讲不清。该厂有几个大资本家吸血鬼，家里存放现金多达三、四十万，有的几次被抄，有的是几个单位反复抄，有的是抄家人员住在资本家家里一星期，漏洞很多，帐目不清。例如，他们在“绒线大王”李良器家抄到现钞四十余万，原来据说把现款介银行时少了十三万现款，但以后有人说“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拿这么多钞票？可能帐记错了”立即修改了数字。到一九六九年二月工宣队进厂清查物资时，反而多出了一万五千八百多元现钞。他们仅按现有的帐目查对就发现：
“有帐无物”的物资：绒线十一筒、黄金二两、派克笔二支、金链一根（七钱重）、皮袍一件、呢料裤一条、照相机二只、望远境一只、嵌宝戒一只、现钞一千四百元、存款一百八十五元。
“有物无帐”的物资是：照相机一架、电扇二只、自行车二部、金饰品（戒、耳环、鸡心、木鱼、链条、丝镯等）十三件，珠宝饰品七件。
工宣队进厂查封时，在干××、王××等六名厂、车间两级造反派头头抽斗里查获存单五千多，黄金十两，金戒一只，手表三只，现金五百多，极大多数是无帐的。仅干××，就存单六百，现钞三百元，黄金十两，金戒一只，手表一只都无帐。他们有的私自出去抄家，如织造车间左××、丁××二人不开介绍信，由资本家沈康年陪同到苏州家查现钞，不点数、不记账拿回一叠十元票面的钞票，到厂里说仅两千元，到当地邻居问，说是二、三寸厚的一叠，至少五、六千元，非常混乱。工宣队因当时重点不是搞经济问题，没有追查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