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我写了“为了尊严, 承担公民责任，捍卫公民合法权利，主张公平正义，追求真理，迎接政治文明, 这就是上访的深层意义”一文，文末我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12月底，带着此文赴京，被拦截在上海虹桥站检票口。2015年1月底又被拦截在北京南站出站口。2月底,又带着“改革不停滞、痛击腐败势力的负隅顽抗和恶意反扑、解决民生历史欠账、解决维权上访这个社会问题——写在全国两会之前”一文正访，2月27日被圈进久敬庄，进了上海驻京办。驻京办居然晚饭都不给，吝啬到连二个馒头都不发。可见上海有关方面对访民赴京正常上访已经是气急败坏、无计可施到了对访民采取“饿饭”的地步了。还可笑的是，28日我们已经买了回上海的车票不愿跟市京办1461回沪，市京办高队长还要求我们写下中途不下车返京及近日不进京的“保证书”，才予以放行。真是防范访民像对待罪犯一样，岂不咄咄怪事。
18届3中全会以后，2013年底，我们基本判断，2014年将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中办发【2013】26号文《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以及中办、国办《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两个文件公开发出以后，人民群众能看到原汁原味的中央文件。尤其是18届4中全会的召开，“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成为当前各项工作的总纲，冤假错案的纠正应该尽快进入启动与加速的通道。内蒙的呼格案的平反就是标志，聂树斌案也已进入重审。人民盼望上海在“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的指引下，也有若干冤假错案得以平反，从而带动上海司法改革的试点，公平正义得以回归。涉法涉诉冤假错案应该纠正，其他方面包括行政案例，侵犯人民群众正当合法权益案例，由于官僚主义、作风问题造成的其他维权上访的历史遗留问题等等，也都应该逐步启动解决。但遗憾的是，一年多了，上海还是我行我素，雷声大，雨点小，对上访者，还是“打压、抓、限制”，拦卡截堵。今年3月初，竟然还出现“出钱收买”：两会期间不去北京，“补助”3000——5000元不等；甚至在两会前几天，把访民带走，关进郊区“度假村”，几个看一个，维稳工作人员也乘机大吃大喝，高级烟享受。目的就是减少赴京人数，虚报维稳成绩，向中央交差，以掩盖上海的行政不作为，拖延维权上访问题的实质解决。可是赴京人数仍不见减少多少，市驻京办3月份两会期间，还是每天包下1461次餐车押送访民回沪。这说明：1、人们对上海政府方面解决问题的诚意还缺乏信任，他们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合理的方案，“权力拥有者”还是那么“任性”；2、政府方面对访民追求公平正义及解决问题的迫切愿望缺乏起码的认识，还是顽固地停留在周永康时代的“妨碍稳定”的层面上，惯性使然；3、上海各级领导对18届3中、4中全会以来的反腐形势和自身的解决上访问题的责任担当认识不足。他们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们是解决问题的主体！
这正是：春天虽然到了，乍暖还寒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么多维权上访案例的形成，其历史原因究竟是什么？在我以前的20几篇上访材料有过详尽的分析和诚恳的探讨。简单通俗地说吧，问题大多发生在“责任单位”一般都在基层，我们逐级上访，上级不处理，矛盾又转回原“责任单位”。其他省市，基层发生问题，先到县，再到（地级）市，最后到省，中间有两级缓冲空间。是上海市一级领导自己把升了级的矛盾揽到了自己身上，成为问题的连带责任人。访民进而进京，也就连带告的就是上海市级领导，你是第二责任人！这又能赖谁呢？还不是你上海市委市政府自作自受麽？访民属于弱势群体，政府不支持弱势群体，反而动用专政机器予以打压。这本身就说明上海在解决上访问题的顶层设计和程序上是有问题和混乱、无章法的。面对大批警察的打压、面对“看守所”里的铁笼、面对冰冷的手铐，我保持着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和曾经是军人应有的尊严，在出狱后，坚定地说出了：“访民的苦难，就是中国人民的苦难、国家的苦难、历史的苦难。”和“民不可欺”还有一条，“民无所畏”了！“我领教了专政机器的‘狰狞面目’，事后我也了解到，包括世纪集团在内，的确有人幸灾乐祸，他们露出的是狞笑，还恶狠狠地表示还会加重处罚，活脱脱的一副镇压者的嘴脸！走出拘留所，迎来了阳光，我出来了，将来谁最终会进去呢，谁把我关进去，谁就会进去！谁呢？权力！要把权力关进笼里！”才不过两年的功夫，周永康进了牢笼。这就是善恶有报！
中央最近明文规定，领导干部干预具体个案要纪录在案。回顾近年来，上海维权访民被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而关进拘留所的案例，公安机关总是说：“不是我们要抓你，是上面的意思。”何为“上面”，各级领导干部是也！2012年5月3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人事科长王琳对虹桥派出所说：“你们按政策办！”很明显，长宁警方对我实施拘留，完全得到责任单位世纪出版集团的授权和希望的。可见周永康的“维稳政策”即周永康维稳模式在上海对待维权上访问题上已经在各级干部中成为“定式”。但是这种动用专政机器的维稳模式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就连上海市各级领导都不会相信其在解决信访问题中能起多大作用，反而激发民众的反感、怨恨和对立，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和双方的成本。即便在上海出动大批警察和保安对付赴京大集访访民，访民一般都保持冷静和配合，——不怕！因为国家信访局是接纳我们的来访，没有错！只有腐败分子才怕人民群众！
这些上海方面必须反思、必须改革，而改革的前提就是认错。
需要改革的还有干部的素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党委副书记胡国强先生，2012年11月14日对我说了这么一段话：“你年纪那么大了，身体也不那么好，要那么多钱干吗呢？还能再活几年？”盼我早死吗？也许不至于，但这种诅咒起码反映了这位纪委书记是多么粗鲁，没有教养。也难怪，这位局级干部，按年龄算，年轻时文革期间，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化教育，先天不足，在宣传部“假大空”的熏陶下当官，脱离人民群众，官话、套话、大话连篇，就是说不好人话，后天失调。既然没有口德，料他也不会有官德。世纪集团党委办公室主任韩卫东，他明明清楚，当时的出版局党委书记钟修身同志委托局办公室副主任陆龙根同志在与译文出版社党委协调之后2001年9月5日与我有一次很好的交谈，形成“三点共识”。2012年11月14日我也向胡国强汇报过，他称会去调查。直到2013年8月，胡国强对我说，“老陆没有说过‘三点共识’之类的话。”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在这十个月里，世纪集团究竟用了什么卑鄙的“魔法”，封了老陆的口？是胁迫、恫吓，还是利诱。（当然我不怀疑老陆同志的人格，因为他毕竟没有忘记袁宗平这个名字。）那世纪集团为什么不去找钟修身同志了解核实情况，他可是几次与我交流面谈过。世纪集团完全可以通过上海市人大副主任钟燕群同志（钟修身同志之妹）找到钟修身同志。世纪集团还是心虚，料他们也不敢！其实，钟修身同志2001年4月与我谈话时，已经了解了98年译文分房的基本乱象，对我98年7月1日给译文领导的公开信进行了安慰。后来，当得知我8月我家在暴雨中进了水，马上委托陆龙根副主任，与译文党委协调，尽快解决我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我9月5日上午到出版局老陆同志办公室，得知协调的结果，老陆还表示，你98年就被评聘为副高职称，当然按副高解决，如果以后改为货币分房的话，你们译文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已经拖了三年了，同意你在货币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2004年4月7日钟修身同志又与我谈到了更进一步的具体方案。这些，世纪集团党委副书记罗际明也十分清楚。怎么到了2013年，世纪集团党委竟然集体犯了失忆症，来了个掩盖历史真相，诚信大倒退。2013年7月，世纪集团党政办陆迅来我家，陆迅竟然还说：“钟修身作为出版局党委书记，他应该知道，出版局是政府机关，不可能干预世纪集团的企业行为。”她秉承世纪集团的意志，拒绝政府机关批评基层单位违反知识分子政策的行为，完全否认出版局钟修身同志积极做好党外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的工作，协调基层发生的矛盾所作出的努力，也正说明世纪出版集团党委拒绝解决我这个维权上访问题，找借口已经是慌不择路，竟然到了无视事实的地步。
这就是经过了“密切联系群众”教育、反腐斗争以后世纪集团党委成员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性”厚颜无耻和堕落。经过这几年的赴京上访，我渐渐明白了他们之所以迟迟不给我解决问题，根本原因是他们不肯认错。因为如果认错，人们就会追究，谁的错，错在哪儿，为什么错，谁的责任，等等一系列问题，他们是招架不住的。
今年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开局之年，我们期待上海在纠正历史错误，回归公平正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改善民生，反腐斗争，整风整党，深化改革，等方面有明显进展。在解决关系到人心向背的维权上访这个现实社会问题上，软磨硬抗是不行的。上海各级党员干部们应该明白，心中有没有人民，这是你们是不是真党员的试金石。一个心中没有人民的人，他的心中也不会有党！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就损害了党的形象，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战争年代，我们党和军队就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现在呢？……
2015年应该是“平反冤假错案”的落实之年，而认错就是改革的前提，还是这句老话：要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重建精神支柱、重建道德诚信、重建公正司法、重建干部队伍，要坚定不移地打赢反腐斗争。很清楚，两军对垒，就要看人民群众站在哪一边了。人民群众当然站在习总书记、王岐山这一边。依我看，现在上海是到了该清理党员干部的时候了，那些腐败分子，尸位素餐混日子的人，那些“双面人”，那些“小人”，该调整了！
十八大至今已经三年，人民群众观察了习总书记三年，支持、保护习总书记三年，我们国家三年的步伐，反腐三年来的成绩，有目共睹，也更坚定了人民群众的信心，中国梦、人民梦——强国富民梦一定会实现！
民盟盟员 副研究员 袁宗平
2015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