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董寅初（1915－2009），生于合肥，曾任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1938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去香港、印度尼西亚，1940年在印尼创办《朝报》，任经理兼总编辑。1942年被日军逮捕入狱，1945年日本投降后，始获自由。1947年回上海定居，任印尼建源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公私合营外贸总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市对外贸易促进会副主任、上海华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历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市政协副主席，市侨联副主席、主席。1980年加入中国致公党，1988年、1992年连续任致公党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1993年3月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吴中一（1911-2006），1936年从英国波尔顿专科大学纺织系毕业回国，进入上海申新九厂。后任中华第一针织厂经理。1942年，他兼任中国纺织工学院副院长、教授。共产党占领上海前，吴随其父吴昆生赴香港，在香港伟纶纱厂任常务董事。1949年8月间即由香港返沪，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受国民党空军大轰炸后，吴说服在港资方汇回港币300万元，投入申新九厂，恢复生产。1951年7月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5年，他任公私合营中华第一针织厂经理，后任申新总管理处副总经理兼申新九厂厂长、上海棉纺织工业公司副经理。1972年12月去香港探亲并留居香港，任伟纶纱厂有限公司董事长。1964年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和1988年分别人全国政协第五届、第七届委员。第一至五届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第二至四届常委。见《上海工商社团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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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
学员思想动态
（十六）
1959年7月12日
右派分子最近的思想动态种种
一、有的右派分子怕回原单位，希望调换—个单位而岗位依旧不变。如徐中玉反映，他和陆诒、许杰等想“从头做起”。文教界的右派分子如李季开、庄鸣山、陈仁炳等等，不愿再做勤杂或图书馆内工作，想继续教课。王造时近来的心情较前开朗，对学习亦较认真，他说在教学上过去没有什么重大错误，观点亦较正确，仍希望教近代史，即使新开的拉丁美洲史等课程，自己亦有一定基础可以开课，但还要服从党的安排。朱仁听到原单位在动员退休，他表示不愿退休，想多干几年。有的右派分子顾虑脱产已久上马有些困难，如李樾卿说：“以往学±木工程早已荒疏，反右前专门在社会活动中向上爬，对印染厂无管理和技术专长，怎样搞好，很为担心。“徐旭亦怕教不好书。此外，许卜五听说参事室(许原系市人委参事室）有些人在写历史资料，怕回去后要他写写不出，因此不愿回去。
二、接受党的领导问题。沈志远与干部谈话时表示：回原单位后因党委和党员的工作很紧张，根据以往经验很难碰到，有时虽无大事，但想汇报思想情况，几次约日期不能如愿，所以今后怎样向党靠拢还是有些问题。其他有些右派分子亦有类似反映。
三、接受群众监督问题。根据上述有的右派想调单位的思想看来，右派分子对接受群众的监督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顾虑单位中群众对待右派分子冷淡，有的怕群众不谅解对自己改造不利。近来不少右派分子如朱立波、陆诒、吴沈钇等等表示愿意再留院学习，亦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四、朱立波说：“这次学习总結心情舒畅，犹如自己患了重病，现在险危期已过，快要恢复健康出院了。”但同班同学不同意她的说法，认为她不是恢复健康问题，而是重新做人的问题。朱未置答。
陈韻明
陈韻明（吴中一家属）因自费赴苏旅行，已於9日返沪。离院前向我们干部谈了关於学习总结和五个月学习的一些情况。
她说：我本拟好好总结这五个月来的学习收获。虽然我的水平低，过去又未学习过理论。但是，学院给我们这样好的学习条件，又从各方面来照顾我们，使我们从不习惯到习惯，慢慢认识到我們这些资产阶级家属也应该好好的改造，好好的服务。因此，五个月来的学习还是有些收获的。我本来准备从：（1）自我改造，（2）对党的认识，（3）劳动实践等三个方面来总结，能写多少就写多少。但是不巧，12日就要动身赴苏旅行，我心理很矛盾，也很乱，因此我的总结待出国回来再写吧。
谈到赴苏旅行，她反复地说：我这次听到批准我和我先生一起赴苏旅行，一方面很高兴，因为我过去也曾这样想过，另一方面又感到很惭愧，像我这样一个家属，对国家有过什么贡献？我又有什么条件可以够得上赴苏旅行？真是越想越惭愧，真是感谢政府对我们资产阶级家属的照顾。
她提到在妇联搞家属工作时说：工作搞是搞了，但是心里总是不大愿意搞，能安闲就想安闲一些，认为搞这种工作，吃力不讨好。如果看到有点成绩还高兴，如看不出成绩，心里就会产生灰溜溜的情绪。过去在民建搞家属工作时也是这样。如果不给我搞时，我又会认为党不相信我了。总之，这还是资产阶级的好逸恶劳，从个人主义、名位考虑的多。現在想想这是不对的，今后我决心搞家属工作，也一定听从妇联组织上的分配，把工作搞好。
最后她说：我觉得学院对我們实在太好了，交关感謝。这次来院学习虽然有始无终，但我回去一定继续好好学习，改造自己。
董 寅 初
董寅初（市侨联付主任、什品出口公司經理）近与工作干部谈到下列—些問題：
董认为五个月学习收获，“矛盾论和实践论是經，人民公社等其他学习內容好比是緯，是交织在一起的。”董說：“过去在业余政治大学学习政治經济学，实在有点修正主义，吳承禧（右派，已去世）在那时作报告就出了毛病。”
谈到新闻出版问题，董說：“过去我和刘思慕（新聞日报社长）一起在印尼办报，回国后，刘思慕曾问我是否再一起办报，我说现在不行了，現在的报纸同过去大不同了。”董說：“現在的报纸确实阶级性很强。有些新闻登不登，摆在什么时候登，都有立場问题，”董说：“像西藏问题，事发十二天后再登，对大家就很有教育。前些时，报上刊载一则美帝发射‘响尾蛇’导弹的消息，我当初觉得这个消息不宜发表，后来晓得这是为了对美国人‘上班’，对大家教育。”
董谈到最近达赖在印度的言行，认为我们党中央采取的方针是“置之不理”。董说：“置之不理是正确的，这样掌握很稳。”
谈到出院后的工作，董说：“我想今后分管科的工作少些，工作可以深入些。”又说：“这次学习回去有利于上马。”
据谢润泉（二班三组小组长）反映，董寅初平时二个表现：
一、董来院后往来信件比较多，有几次谢看到董寄出的信封写中文，信纸写英文。董的日记本写的都是英文，差不多每天都记。有一次，董没有看完电影就回来写。
二、董与人交谈，不时会开口说：“我处处当心”，“不要把过去生活上的一套放在此地，结果……”；等等。这反映了董来院的情绪和暗流。
出处：上海市档案馆G1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