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判处周永康无期徒刑为标志，2015年上半年反腐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当时我判断高层反腐工作“将暂告一个段落”。7月中旬中央宣布了前统战部长令计划的处分决定，表明了中央反腐斗争下半年依然在“抓铁有印，踏石有痕”扎扎实实地进行着，也许下一步会更加猛烈和复杂。
我们所面对的腐败，不是一个二个人的问题，而是二、三十年以来所形成的，无处不在，上上下下，无处没有的一个系统性问题。我国的腐败，已经由发展型腐败全面恶化为掠夺型腐败、垄断型腐败。其严重程度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成了中国头号忧患，如再不认真反腐，那真的就会亡党毁国了。世上之事，最怕认真，正因为如此，中央、习总书记看到了现实的危险，十八大以后，认真去做，坚决部署反腐斗争，同时三中、四中全会的决议也表明惩处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从严治党”就是关键。
中央层面上的反腐，为地方反腐作出了榜样。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各地反腐形势并不平衡。以上海为例，至今没有出现“老虎”。上海果真就那么平静干净，没有老虎苍蝇吗？不会吧。2011、2014年中央巡视组二度来沪，明确表态有不少问题，向市委作了反馈，并称有些问题线索已转给中纪委和中组部。今年3月上海自己也作了“领导干部经商的若干规定”，但是查出问题了吗？3个月前，市纪委也派出十个巡视组进驻十个局级单位，请问查出苍蝇了吗？问题处理了吗？一切都被蒙在鼓里。就连二周前，市委九次全会决议也绝口不提反腐。只偶然提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知道，早在十八大前的2012年10月28日，我这个党外知识分子发给国家信访局、中纪委、中组部、中央统战部和上海市委、市纪委、宣传部、组织部的题为“寄语十八大：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一文中，就提出：希望全党“18大后能‘大兴学习和调查研究之风’，希望党风有所改观，社会有所进步，社会更加公平，法治有所加强，为人民少说空话，多办实事，人民生活有所提高。”三年了，上海市委市府，学习的成果、调查研究的成果、反腐的成果如何呢？是不是交得出一份党中央满意、人民满意的答卷呢？
从提出“反对不正之风”到“反腐”已经有3、4十年了吧，怎么就越反越厉害了呢？后来人们渐渐懂得，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早些年谁都不敢“得罪”那些手中有权管人、管钱、管物的人。权力具有强制性、独占性、膨胀性和腐蚀性四个特点，再加上权大于法，情大于法，是有法无天的痼疾，而正是这个痼疾，给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添了不少乱子，也给了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几乎所有的腐败分子所在的那一级的地方、单位，乃至给党和国家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那一级的地方、单位一般都严重脱离人们群众，官僚主义、假大空盛行，而且还多多少少侵占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些贪官还是应付上级检查、应付学习、应付整风、应付政治运动、排斥异己的高手。他们也根本听不得不同意见。只会奉承拍马、歌功颂德，他们的用人标准是任人唯亲。谁触犯了他们的权力范围的利益，就只能听任他们的打击报复。所以，现实中的腐败又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叠加。对于党内、社会上的各种乱像，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是不敢怒不敢言，只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像明镜似的，心知肚明，只不过“管不了，说了也没用。”的心态罢了。但是随着多年来，腐败发展的同时，其相对应的民主法制知识的普及，改革开放的进行，维权意识的增强，社会正义的一方，必然会义无反顾，坚持揭露贪官污吏，与腐败作殊死的斗争。十年来来，从陈良宇、薄熙来、徐才厚，到令计划，无不反映出反腐的艰巨复杂。包括我本人在内，维权案例发生时起，一般都是就事论事，一级一级向上反映，寻找上级能相当于“行政复议”似的，纠正案例中的错误。但是出于责任单位及其上级领导机构不可告人的因素，官官相护，掩盖真相，所以被拖成历史遗留问题。以我为例，当初新闻出版局党委书记钟修身同志曾经多次做工作，有了进展，但终究拗不过掌有实权的世纪出版集团顽固阻拦。还美其名曰“政府机关不能干预企业行为”。可见宣传部现在直接领导和管辖的国有企业简直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土围子，任其胡乱作为，对我想抓就抓，想关就关。这种置访民于死地，访民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之时，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反腐动员令，所以在民间，能够挺身而出发出坚决支持习总书记反腐斗争呼声的群体就是我们维权上访民众。我在2012年12月28日向中央和上海有关领导部门发出的“人有信则立，党无信则衰。还我公正！还我尊严！”一文中明确表示“在2013年，我的上访将加入反腐的内容和问责的内容。在2013年，我的上访，也将同时走进中纪委的大门。公平与正义是力量的源泉。还我公正！还我尊严！人有信则立，党无信则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些话没有过错！我坚持我的维权诉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我公正！还我尊严！”最近，报载，中央现在关注农村基层的腐败问题，要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要派数万“第一书记”进乡镇。其实在城市的基层组织不也是同样情况么！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访民维权与中央反腐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现实的必然，上上下下联动反腐效果会更好。对“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从严治党”绝对是助力，是正能量！习总书记一贯坚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十分痛恨侵占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行为，人民群众对腐败是深恶痛嫉，所以，我们坚信，18届党中央一定能与人民群众一起把反腐斗争坚持下去。这关系到民心所向，失去民心就是失去江山啊！
人民群众对于每一次所公布的反腐成果都是坚决支持的，也许还有进一步的期盼，由此产生对上海反腐现实的怀疑，这是必然的。对人民群众的这种疑问，不能视之为“敌对势力”。2013年上海发生法官嫖娼事件，上海高院院长竟然说“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借机攻击党和政府、攻击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攻击上海党政干部队伍提供了可乘之机。” 可见，自从2013年7月党内“学习、实践密切联系群众”活动开展以来，有两年了，上海无论党内党外，还远远没有一个认真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的良好氛围，更不要说联系实际，找问题了。即便发现了司法机关集体嫖娼事件，盖子揭开一条缝，上海市委又捂住了。显然市委的思维还是停留在五十年代、文革时代的“三反言论”、“防扩散”言论的语境模式之中，还是停留在“容不得不同意见”封闭状态里，市委不懂“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还是停留在原有的“维稳思维”之中。2013年8月19日我给中央和上海的领导部门发了题为“保护习总书记，为中央反腐斗争助力！改组上海市委，还上海人民一个公道！”一文，8月27日世纪集团纪委书记胡国强就来警告我，说改组上海市委，还上海人民一个公道！是一句“口号”，不应该以“民盟盟员”的名义发到网上。我将我的文章放在我的博客里有什么错？保护习总书记，为中央反腐斗争助力有什么错？对我的随后几篇文字“历史不容封杀，真相不容掩盖，谎言终将揭穿，问题终将解决！”“向18届三中全会建言：改革纪委的领导体制、运作机制，真正发挥监督、纠错功能”、“纪委的体制、机制改革是所有改革的重中之重，势在必行”等文，市委宣传部、世纪集团简直是到了恼羞成怒的地步，在2013年12月29日，又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对我拘留十日。瞧，他们干的有多愚蠢！老百姓只不过议论议论，就遭此“铁窗”的待遇，岂不荒唐！
在上一篇给您的“应该让全国人民群众说了算”文章里，我说过“三年了，我们看出点眉目了。”什么眉目？就是在上海宣传部、世纪出版集团系统，还是在暗地里与18大、三中、四中全会的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反腐斗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精神相对抗。你王岐山在反腐，而他们却在一旁冷眼瞄着，你规定不能大吃大喝，他们就不大吃大喝，来一个消极怠工，总可以吧，反正反腐也反不到他们头上，精神状态一下就垮了下来。换句话来形容就是：“怠慢你，不给你好脸色！”在反腐方面如此，其他方面也如此，不给习总书记、王岐山下绊子，暗中捣乱，已经是给足老王面子了。这种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该想办法治治了。
去年3月，我在“中纪委绝不孤单，绝不孤军奋战，人民支持习总书记，支持中纪委！”一文中指出过：“深化包括政法系统改革、纪委领导体制运行机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中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斗争，全党开展以‘学习、实践活动’为中心的整风，是2014年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促进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社会稳定的‘三驾马车’，缺一不可！作为维权访民，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维权上访问题是否能妥善合理解决，已经同这“三驾马车”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与这‘三驾马车’同进退。”一年过去了，我们维权上访问题依然没有多少进展，甚至又回到原出发点。症结何处？我们可以从微观着手，作为切入点，观察分析各种类型的维权上访案例发生到发展为“越级”赴京的全过程，然后可以在宏观上分析整个维权上访行为的特点，由此，可以说，我们与政府方面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不奇怪，立场不同！公正地讲，如果政府（广义上讲，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等）解决不了问题，那么问题症结大半出在政府方面。如果政府方面真正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真正贯彻十八大及三中、四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决议精神，真正贯彻执行2014年中办、国办《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件上访案例。国家信访局坚持并加强督导组督导和调查研究力度，各级政府部门主要领导真正负起责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惩处上访案例背后的腐败，方能逐步解决问题，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如果不能真正转变思想观念，那么就只能换人了。
在6月24日发给各位领导的“应该让全国人民群众说了算”一文里，我说过“看来，肃清周永康在政法系统中的恶劣影响，以及适当的政策调整必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重大任务”，7月24日，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应声落马。人在做，天在看，恶事做多了，滑脚想溜是不可能的。
改革、反腐就是纠错。解决上访问题就是“还债”，这关系到凝聚民心的问题，关系到共产党人的良心问题，关系到执政者的理想问题，关系到共产党不应有特殊利益而只能尊重人民权利的问题。
民盟盟员 副研究员 袁宗平
2015年7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