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1日上午，为天津市警方在办理我的当事人高月刑事案件中长达数月违法阻碍辩护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剥夺律师通信权、案件知情权等），而天津市检方监督不力的问题到最高检控告。8：30分到达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东街5号的最高检信访接待室，已经有几十人排队等待。经过层层安检和法律文书查验（他们要求必须有省级检察院或法院的书面处理意见才能获准进入约谈），终于进入接待大厅，谈话安排在一号接访室，说明来意后，工作人员简单问了几个问题，核心的问题是要天津市检察院的书面答复意见，我告诉他，关键是天津市检察院它不给我书面答复意见啊，所以我才来这儿的。他似乎对我这个理由不感兴趣，坚持要天津市检察院的书面答复意见，否则他们最高检不处理。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谈着，最后争取了很久，他终于同意会向天津市检察院了解情况过问一下。约谈快结束时，我把控告书交给他，希望他能够更为详细地了解控告事项，同时也认识到此事的重要程度，他不收，说你直接交给天津市检察院吧，我说已经给它们交过了，这个材料是交给你们的。然后，我就把材料留在约谈窗口，谈话结束。出来的时候遇到一个哭着鼻子的大妈，委屈得像个孩子，一边走一边嘀咕着：“说让我等下边的答复后再来，如果下边给我答复我来找你们干嘛？我大老远赶过来，就这一句话把我打发了。”我看了看她的法律文书，显示的是河南焦作某地。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只是劝她不要伤心，说出这话时，我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走出最高检大门，心情沉重，就像北京上空的阴霾。唉！这个国家何时不再让人民伤心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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