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一个妻子的这一年–浦志强夫人孟群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自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阿伦特

8月25日,晴,北京高温。中午下班后,孟群在医院食堂里匆匆扒了点饭,就去赶地铁。
她手里拎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要送给丈夫的两件大背心和其它衣物。路上倒两次地铁,在“双桥”出站,又等出租车。有时,她也会坐公交。坐11个站,穿过尘土飞扬的京郊城乡结合带,豆各庄也就到了。
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外的大门很隐蔽,门前没有挂牌子。灰色围墙外,有一排灌木,冬天时会变成金黄,她觉得“像一团火焰”。如今,只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疯长着。

孟群今年48岁,是一名医生,皮肤白净,说话慢声细语。这天她穿一身朴素的麻布衣服,运动鞋,身上唯一的饰物是一串暗红色的念珠。她是虔信的佛弟子。
从2014年5月到现在,她已经15个月没有见到丈夫了。前一天晚上,她从丈夫的老家滦县坐火车回来,打开楼下的邮箱,提前收到了丈夫的“信”,又惊又喜,以至掉泪。可说是“信”,也不过是每月一张的制式“索物单”而已。
但这已足够让她安慰,拿着索物单,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来给丈夫送衣服。而在看守所灰色的墙外,她会觉得,自己和丈夫离得近一点了。
孟群比丈夫小两岁,也是大个子,1米72。她的丈夫,人称“大个子律师”,侠义纵横,在49岁这年,迎来了这场“几乎是命定的”牢狱之灾。
40多年前,孟群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那时正值“文革”,当中学校长的父亲被隔离审查,母亲去看望他,一路走着,一边剥花生,到了,花生也够一碗了,给父亲煮了吃,然后再回来。
她出生了,父亲起名“孟群”,说,就当群众,其他啥也不当。结果组织上来劝父亲,让改掉这个名字。父亲没改,“孟群”这名字就一直叫到今天。
如今,每个月,她也和母亲当年一样,要穿过偌大的北京城,去原本陌生的地方,来看望自己的丈夫了。
2
8月22日这天,孟群决定去趟河北滦县,看望丈夫在老家的亲人们。此前的8月19日,她得到了“案延长审理三个月”的消息。
她知道他放不下。在里面,他记挂89岁的老母亲,记挂兄姐,记挂晚辈子侄,也记挂朋友们。
她每次都通过律师叮嘱他:家里都好,别挂念,健康最重要。可她知道,多说没用,还是替他回老家看看吧。
火车票买到了周六的凌晨4点50。周五晚,她提前叫好计程车,次日凌晨3点半,就出了门。
天上星光暗淡,车在四环上疾驰,此刻的北京那么安静,她突然想起了26年前初夏的那个黎明。也有风,燥热,又肃杀冰冷。
1992年她和大个子结婚时
年轻时的孟群
他们相识在那一年的广场上。他在政法大学静坐的学生群里,高高大大,引人注目。她学医,上大四,正在医院实习,是广场上的“白衣天使”。听说有人病了,她和抬担架的人一起赶过来,病人就是他。
6月到了。那一天,气氛已变得奇怪,可她还是去了广场,书包里还背着复习考试的书。她并不关心别的,只因为前一天他问她:你明天还来吗?
那是镌刻在记忆里的黎明:一片黑暗中,只有士兵的头盔闪着寒光……
毕业了,她当了医生。他被学校给了严重警告,找不到工作,最后还是江平老师介绍,在大钟寺的菜市场里,他做了一名经理秘书。1992年“十一”,他们结婚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一位朋友说,那一年之后,很多人都变了,可老浦一直没有变。她觉得确实如此。他一直没有变,仿佛还是当年那个热情的、为国家忧伤和呐喊的年轻人。
多年来,他为众人之事,奔走于途中。而她,虽然一路读了医学博士出来,性情却愈发安静,不问世间纷扰,潜心于家事,照拂老幼。只在每年初夏的那一天,陪他去广场,有一刻静静的缅怀。
聚少离多,忽忽中年。命运如一只巨大的轮子,不知道怎样运转着,到了2014年5月,突然,就把她从温暖的家摔进了历史。
3
2014年5月5日,是孟群在丈夫失去自由前,最后一次见到他 。
前一天的夜里11点,她已睡了,他回来了。说“国保叫喝茶,出去一会儿”,嘱她好好睡觉。她睡不着,开着台灯等他。两点多,他又回来了,说拿几件衣服,可能要出去几天。
她看着他的身影在灯下离开,没有太多忧虑。“喝茶”是常见的事,“被旅游”也正常。2010年“十一”,当局让他必须离开北京。索性,他们一起,还有陪同的警察,去江西的东林寺、安徽的九华山等地,游玩一圈,她还拉了他去拜佛。
天亮了,她去上班。中午,收到警察短信,说下午要到家里来,要求她配合。
她请了假匆匆回到家。楼下,10多个警察守着他一个人。在电梯里,他还像往日一样,和邻居们开着玩笑。
在家里搜查两个多小时,书架被仔细翻了一遍。一些书被扣押。  
4点多,搜查结束了,警察让她给老浦找带走的衣服。不要扣子,不要带子的。她为难,找出一条短袖,上面有艾未未的头像,警察有点生气,说:不行。
最后她找出儿子的校服。淡黄色的套头衫,运动裤。儿子个头比老爸还高,他能穿上,虽然不大合身。
搜查的间隙,他告诉她,别担心,可能很快回来,嘱她照顾好自己。并叮嘱她,如果自己出了事,律师就找张老爷子(张思之律师)和高广清律师。
他们簇拥着他下楼了。她抱着养了10多年的小狗送他。看着他高高的背影钻进警车。她和小狗一起,在楼下呆立了很久。
第二天,她接到电话,让她来签收丈夫的拘留通知书。
4
上午7点,火车到滦县了。这是唐山下属的一个县城。1976年,夺去20多万人生命的唐山大地震,滦县也几乎全城被毁。那一年,老浦11岁,跟随养父母,从县城回到了亲生父母所在的村庄。一直到1982年,他从滦县一中毕业,考入南开大学,才算是离开了故乡。
二姐一家,已经在站台上等着。当年,父母把最小的弟弟志强送给亲戚。虽然名义上不是一家人了,但血浓于水,怎能断绝?二姐问孟群:“最近见志强没?”眉目之间,满是忧虑。
离县城七八公里路,便是李各庄村。一路上,大卡车轰鸣,空气里弥漫着雾霾的味道。这个河北平原上的县城,遍布钢厂、石粉厂,在近年来的经济开发中,自然环境也在恶化。
村子里铺上了水泥地,但并无像样的规划,房屋有些凌乱。往后山去的路上,撒满羊粪,路边伸展着酸枣刺。过去,他们回老家时,他总是会带她攀上山去,摘酸枣儿,一起眺望从村庄头顶轰鸣而过的火车。1989年,养父曾从通县走几十公里路去北京,想把儿子从广场劝回,却没有结果。随之而来的暑假,他和当时的很多大学生一样,逃回家乡,就避祸在这荒凉的山上。
孟群给大个子年迈的老母亲看手机,里面有以前拍摄的全家照片。
老母亲早就在门口等着了。89岁的老人,拉了孟群的手,还没说话,干枯的眼眶,先为那一年多没见到的儿子湿润了。
2013年,老浦的养母去世。之前,养父和生父都已去世了。在尘世间,他就剩下了这生身的老母亲,所以也格外珍重孝敬。
去年5月,他被抓走,大家都瞒着老人。直到有一天,老母亲看见央视的焦点访谈上,提到了一句他的名字。老人就知道他出事了。
大哥、二哥都来了。大哥也已经60多岁,有高血压、冠心病,担忧着弟弟,身体最近越发不好。都问孟群:最近见过志强吗?可又都知道,除了律师,家属是见不着的。孟群也已经一年四个月没有见到丈夫了。
大家并不怨他。外甥们,侄儿们,说起来,都为他自豪。正上大学的外甥说,是上网,才知道自己有一个这么伟大的舅舅。
“可我们不要他伟大,就要他平安。”大哥在旁边抽着烟,看看抹眼泪的老母亲,闷声说了一句。
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要回北京了。临走,孟群把一串念珠挂在老母亲的脖子上,安慰说:“想儿子了,你就好好念佛。等着他。下次我们一起回家来看你。”她的平静让家人心里也仿佛有点底了。
5
今年5月15日,老浦的案件进入起诉阶段。按规定,这期间律师会见不需要提出申请,但看守所却依然设置障碍。6月2日,律师提出的会见申请,到6月23日才被批准。之后的会见又是遥遥无期。
孟群担着心。她打电话给看守所,电话那头说要由领导定,有欲言又止的为难。她失望地挂掉电话,依然不忘给对方说声:吉祥如意。
7月17日,她去看守所求见所长。所长说,他还有领导,无法决定会见时间。领导是谁?她问,但所长只是沉默着。
7月21日,她打印了两份会见投诉信。朋友们说发快递吧,别跑了。她还是决定去一趟,担心邮寄的话,对方会说没收到。
孟群一个人时,经常在家里眺望窗外
她去请了假。想起他叮嘱过,让她尽量不要请假,不要影响工作。可眼下实在没办法。好在同事们都很善良,尽量帮她安排妥了时间。
以前,她很少出门,要出门也只在单位和家之间。如今,她不得不四处奔波。出门前,先在网上搜索门牌号、电话和乘车路线,再用手机拍下来,随时查阅。
中午一点, 她开始自己的投诉之旅。出了医院,坐公交车先到右安门。下车后,茫然四顾,不知道该去哪里。网上明明说走300多米就到半步桥街了,可北京这些年变化实在太快,她虽然是老北京,也找得特别困难。问路边摇扇子的大妈,问小贩。明晃晃的太阳下,柏油路上扑来热浪,又夹杂着雾霾。
“我突然想到,他虽然被关在看守所里了,可毕竟不用东奔西跑,也不用忍受这毒辣的阳光和粘稠的雾霾了。心里竟突然轻松起来。”在当天的日记中,她这样写到。
44号院到了。南北横贯的大墙,很有气派。看到警卫,问关于看守所的事该找谁?年轻的警卫一脸困惑。只好问警察,问了警察后,听见警察训斥警卫的声音:没证件为什么让她进来?
又走了20分钟,到监狱管理所了。迎面看见一位漂亮的女警察。一问,看守所的事情不属于这里管……
20多年的医生生涯,看惯生老病死的她并不“文艺”,以前写得最多的也只病历而已。可如今,她开始给丈夫写信了。
“等他出来了,给他看。让他知道这一年多,我的心路是怎样的。”她说。
6
孟群拿两个手机。一个是丈夫以前给她的,旧了。另一个是苹果手机,是老浦出事后,艾未未送给她的。为了说服她接受,老艾说让她将来给老浦拍照用。她只好收下了。她说,老浦的很多朋友,过去她都不认识,老浦出事后,都很关心她。曾经,她的电话卡里还收到陌生人打来的钱。 “我很感恩。”她说。
不久前,一位著名的公益人见到了孟群,她说自己“大为吃惊”,为孟群表现出的那种坚强和平静。“我知道她一开始完全是茫然失措的,这一年她进步很大。”这位公益人说。
也确实如此。在丈夫刚出事之后,孟群完全慌了神。之前,她极少关注公共事务,而丈夫被抓后,举世关注,可如何应对公共舆论,完全在她的经验之外。而对于应该采取的辩护策略,朋友们争论得不亦乐乎,她却一片茫然。
还有内心的恐惧。她回忆,那一个月中,风声鹤唳,陆续又有人被抓。她担心自己也被抓走。文革时,父亲被批斗的往事时不时浮现在她眼前,她总忍不住想,这一切也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消息不敢告诉父母,只有弟弟和她一起奔走。忧虑担心中,弟弟有一天在加油站突然脑出血,抢救及时,才保住生命。
她不敢再回到空荡荡的家。因为家里的地址被人不小心泄漏到网上了。她只好轮换着去住亲戚家。更糟糕的是,她的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她担心自己是癌症,最大的害怕是,在他出来之前,自己死了。 
“在你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刻,我突然间变成了文盲。我不得不开始‘睁眼看世界’,为自己‘扫盲’。”在给丈夫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到。躲在丈夫身后、不问世事的孟群,就这样开始和国家机器周旋。
一开始,她总是紧张。有一次警察要去搜查弟弟家,让她过去。她匆匆赶来,紧张中,竟然跑错了楼门。
警察真正来找她谈话,是她因为律师正常会见老浦的权利不能被保障,“给习主席写了封公开信”之后。两名警察,一男一女,找她谈了很长时间。说她这样“会被人利用”,有问题应该找正规渠道。“那以后你们就是正规渠道了吧。能留下电话吗?”她问。
第二次,又是警察约谈。这次,她心情不好。所以,“对他们态度也不好。”警察告诉她:浦认罪了。她生气地回复他们:第一,浦无罪;第二,我相信他不会死,他会回来。
不过警察对她都还客气,称呼她孟医生。她呢,不管对朋友,还是对警察,打完电话,总要加一句:“吉祥如意”。
7
是信仰支撑了孟群,让她能够平静,并且没有倒下。
2014年6月20日,丈夫已被提请逮捕,正是“天塌地陷”的时候。她此前定好了行程,要跟随师父和同修们去四川甘孜的八邦寺朝圣。
风雨飘摇,内心忧惧,她决定了还是要去。最终,她觉得自己“去对了”。在宁静的藏区草原,寺庙神圣慈悲的氛围中,她放下了一直缠绕自己的噩梦,懂得了首先是要“接受和面对”。
两天后,她匆匆赶回北京。记得那一夜路途,雨雾弥漫,山道艰险。她眼前不断浮现的,是丈夫的脸,背后则是“菩萨慈悲的面容”。她觉得自己“有力量了”。
她说,那次回到北京,她内心的忧惧少了很多。虽然一切都还纷扰,但慢慢的,也开始步入轨道。
想丈夫时,她会翻看以前的照片,一串暗红色的念珠是她身上唯一的饰物。
“我慢慢理解到,他这么多年做的,就是行菩萨道,为了众生的利益。”她说。在2015年4月给丈夫的一封公开信里,她写道:“生活是修行,菩萨就是承担……是你的愿力,你的德行,你受的苦照亮了我前面的路。”
她像过去一样,给每个遇到的人,都送一个红色或金色的吉祥结。在接收衣物的地方,她送给警察。在看守所门外,她送给门卫。有的人冷漠地看看,不理她,走开了。也有一次,一位漂亮的女警官,高兴地收下来 ,并对她道谢。
从前,她的微信朋友圈大部分是“佛友”,很少转发一些“沉重的文章”。现在,她的朋友圈里多了很多关心老浦的人。她开始转发那些“为国家和社会发声的文章”。
“我想,有了传播,就有人看见,就有人被启蒙。我自己就是在微信圈中被启蒙的。”她说。
她不再见到警察就紧张,内心也开始强大。“我不再怕失去什么。有一次,我给师父说过,即使我现在死了,我也是佛弟子。”
可她心中还是苦。常常,想起他,她会哭起来。她会想起过去的生活,那时他们租住在北京城低矮的平房里,他向邻居家借了小推车,去买过冬的大白菜,儿子就坐在小推车上,笑声回响在小巷里。
她也想起2009年,他带领众人,从邓玉娇案的现场坐火车回来。在北京西站,许多“粉丝”去迎接他。她躲在人群里,默默拍照,看着他,“有劫后余生的喜悦。”
她也记得,有一次,两人一起在家看《辩护人》的电影,他热泪盈眶。她也是。忍不住对他说:其实咱中国的辩护人更伟大,更不容易。
如今,她能做到的,只是叮嘱他,在监室里读读经,让心平静下来,保守好身体。她也担心, 89岁的老母亲等不及他回来。家里养了10多年的狗狗,也老了,等不及他回来。
8月18日,她向北京市看守所寄出了“取保候审”的申请,请求考虑老浦糟糕的身体状况,能同意对他取保候审。
8月31日,老浦的代理律师尚宝军接到电话,办案法官说,取保候审没有被批准,因为,“浦生活还能自理,不符合取保的条件。”
而她,依然在每个出门的时刻,不忘带好身份证。“说不定哪天,我就能接到通知了,就可以去接他回家。”
本文首发于《亚洲周刊》,刊出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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