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03 权利运动来稿刊登)
11月20日中央隆重召开了胡耀邦同志诞生100周年纪念会。胡耀邦这三个字，这个人，26年，久违了！这真是：有的人死了，但还深深地活在人民的心里。纪念会又激活了人民对老胡的思念，重温了胡耀邦光辉的一生。纪念胡耀邦，不但是恢复他的名誉，重要的是盛赞他的一生：“坚守信仰、献身理想”，“心在人民、利归天下”，“实事求是、勇于开拓”，“求真务实、敢于担当”、“公道正派、廉洁自律”。更主要的是肯定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他才是共产党人的良心。1977年起，党和政府面对访民如潮，积案如山的艰难局面，胡耀邦竭尽全力，力排“凡是派”的阻扰，主持并发动各级党政机关，大规模地纠正各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经胡耀邦解救出来的干部、群众、“五类分子”连同他们的家属，总共有1亿人之多，使他们抬起头来成为一个“人”。1978年9月20日，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讲话强调：“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只要是错了，就要纠正。”他说过“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毫无疑问胡耀邦时期是中国当代史、党史上最好的时期，是一个扭转长期遭受极左路线之害直至“文革灾难”的历史拐点。
我们郑重回顾胡耀邦这位历史人物、反思这段历史本身，由此引申出另一个严肃课题：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胜利之后，我们党夺得了执政地位，本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保持清醒头脑。可随后所处社会角色的变化，却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展开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运动。而且都标榜为团结“95%”以上的人民群众，打击“一小撮”。试想，这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事实基础，仅凭某领导人个人意志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制定所谓的“六条标准”，“阳谋”地发动反右等一连串运动，人为地制造了几百万“右派”等阶级敌人，这是何等的触目惊心！就连给基层的支部书记提一条意见或许都会成为“反党”右派。何为右派？资产阶级反动派！直至文革结束，历年来，被各单位遣送劳教、判刑，以及被监督劳动的“五类分子”受到无情的迫害，权益被剥夺的人何止千万，还美其名曰：“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说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无法无天”，分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所造成的罪孽是如此之深！这就是造成千万冤假错案根本原因。是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依据，纠正并平反千万冤假错案，他正确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真正为了人民！他的反腐也是为了人民！人民不会忘记胡耀邦的历史功绩、他的人文情怀和浩然正气！
令人料想不到的是胡耀邦的去世及随后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会成为另一个“历史拐点”。
虽然还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但内涵却变味了。说是“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践上却是单纯追求GDP，追逐金钱，社会道德堕落，官本位盛行，司法不公，严重侵犯人民群众利益，党政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又听不得不同意见，民主法制意识空白，私欲膨胀，造成的后果就是，社会贫富悬殊，世风日下，腐败成灾。实际上这是党内高层放纵的结果，可以作这样的判断：现在腐败堕落状况、规模、深度已经到了变质、崩溃的临界点，新的冤假错案遍地，民心已经失去。
古语说得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老天爷给我们的这20几年时间稍纵即逝。如果要反思的话，我认为这也是没有做好新时期的“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老生常谈的大课题。不妨来对比一下。
胡耀邦时期，我国绝大多数冤假错案在短期内得以全面纠正，无时效的限制，无对象的限制，从”文革”上溯到中共早期的陈独秀、瞿秋白等冤案，人不分级别高下，从刘少奇、彭德怀等党政军领导人，上百万党内外的各级干部，上百万知识分子，到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十万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及华侨和台胞，18万“现行反革命”，数千万“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贱民身份等等，都被陆续纠正，亿万人民终于摆脱了被冤屈，被株连，被压迫的困境，占我国人口的十分之一。20倍于林肯解放黑奴的人数，古今中外，前所未有。（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奋力解放黑奴400万人，而遇刺身亡。）这种有错必究，有冤必反，是胡耀邦对人性、对人道主义的复归，对人权、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尊重，成为我国宪政民主法治运动史上的里程碑。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弄虚作假。要有实干的精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认为执政党尤其要这样要求。战争年代，形势逼得你非实事求是不可；执政以后，即容易自以为是，走向反面；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深入实际，尤其需要民主制度和党的纪律的保证。1954年10月，《中国青年》编辑问他，“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它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耀邦下达了平反冤假错案这一艰巨的硬任务，各级信访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协助党政机关纠正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信访部门的职能和作用达到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耀邦还不断找一些省委书记单独谈话并告诫“如不完成任务，拿你是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央下达任务，各级党政机关及信访部门积极行动，说明中南海的政策出台，下面有一个执行层面的积极配合和落实。还有，当时的大背景是，粉碎了“四人帮”，制造冤假错案的责任人——极左路线，已经明确，社会大环境比较宽松，反思思维活跃，回归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领导人开明，尊重知识分子，有大局意识，远见卓识。
可如今，官场腐败问题严重，强征强拆，假大空盛行，司法不公，冤案成灾，广大弱势群体依法维权上访，各级信访部门层层敷衍，警方暴力截访“维稳”打压，丧尽天良；求告无门的数万访民，长期滞留北京，成了老大难的社会问题。每逢胡耀邦纪念日及其他重要日子，走投无路的访民前去缅怀，既是精神寄托，更是对重建法治公平社会的期盼。而各级领导，对中央要求由地方解决信访问题的决策仍然置若罔闻，对中央的反腐斗争也是阳奉阴违，消极拖延。思想僵化，保守。对由于腐败而造成的信访积案太多，影响到社会稳定，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认识不清，采取极端、粗暴的“维稳”打压。可见现在中央和国家层面下达的各项任务、指令贯彻落实不下去的根本原因就是，中间“梗阻”。这个“中间”层，显然就是信访积案的责任人，既得利益者。他们认为访民上访是“不稳定因素”，殊不知，他们的腐败才是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广大弱势群体依法维权上访，追求真理，追求公平正义，正是为了社会的真正稳定。所以摆在各级党政机关的任务还是：“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20几年来，问题积重难返，现在我们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是很难，难就难在“治官”！现在的官，比胡耀邦时期的官，差得远了去了，对付有点儿想法的知识分子的坏招多了去了。以我曾经所在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例，1987年7,8月间，我对译文出版社分房，提了些意见，导致党委决定，取消了87年、88年两次分房资格。1998年又值分房，7月2日公开了给社党委的信，批评他们的分房是“官本位”，马上招到党委指责“妨碍稳定，挑拨关系”，政治上给戴上“妨碍稳定，挑拨关系”的帽子，物质待遇上压级别，压标准，处处刁难。2013年我给市委发了了严格审查并深刻追究黄菊、龚学平、吴志明三人的政治责任和 保护习总书记，为中央反腐斗争助力 ! 改组上海市委，还上海人民一个公道 !两篇维权材料马上引来世纪集团的警告。显然，在他们眼里，这两篇指名道姓之文，是在“妄议上海市委”，再加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篇关于纪委改革的短文，都戳到了市委的痛处，在年底第三次将我拘留。这就是宣传部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用各种手段包括经济物质待遇上刁难、行政公安拘留、政治上内控，给中央打虚假报告，欺下瞒上，掩盖他们由来已久的假大空。大小我还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吧，他们就是这样不择手段阻止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也在逃避责任追究。另一个该引起关注的是，今年司法立案制改革，七月我向长宁法院再度提起诉讼，要求撤销长宁公安对我的非法拘禁。这次法院立了案。三个月后，法院竟然不开庭，以我超过了三个月的诉讼期，一份裁定书，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当初2014年1月24日，我提出了诉讼，法院也收了材料，那当时为什么就不立案呢？长宁法院这是在耍无赖！这明显违背了司法的职业道德！内蒙呼格案平反以后，多少年来的司法不公造成的冤假错案要求重审、平反的呼声极高，责任追究的力度也在加大，所以公安、法院对此有一种莫名的恐慌和心虚。在行为上的表现就是不作为，你要告政府，就不给你立案，你能把我怎么样。法院已经失去了公平正义的底线！目前访民与各级政府机关、责任单位就这样对峙着，不但表现在具体的维权案例本身，还在于以我们的人品、诚实、道德对抗他们堕落的官品、沦丧的道德、信仰的缺失和对人民的冷漠。从我这个维权案例几年来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到上海庞大的上访问题解决之难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要回归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是非常难的；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很难的；要实现“依宪治国，依法执政”是很难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很难的；要做到从严治党是很难的；重建精神支柱、重建道德诚信、重建公平正义也是很难的。
我从2012年底开始就已跳出我个人的上访的框架，来审视我个人的维权问题。我也希望上海市委宣传部、世纪出版集团跳出部门保护主义、维稳的角色定位，学学胡耀邦，认清大势，敢于担当，负起责任，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民盟盟员 副研究员 袁宗平
附：给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的信 2015年11月27日
认清大势，敢于担当，直面问题，不要回避，负起责任，解决问题。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祝学军、陈昕、罗际明、胡国强等诸位同志：你们好。
两年前，我曾给党委诸位领导发过《顺从民心，顺从民意，种个善因，必得善果》和《人民群众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主体和正能量》的信，请你们妥善解决我的维权问题。时过二年，发生过什么，请予以注意。
十月三十日，我被上海驻京办押送回沪，世纪出版集团派员把我从府村路上海接济站接出已是下午两点，此时，我早、中饭都还没吃。而你们来接，竟然还是无车，又想在接济站门口把我掼脱，连简单的午餐：一碗面条都不愿提供。这可是第三次了，这是为什么呢？三年来，数千人次的访民被上海驻京办押送回沪，有哪一个区、县、局、街道、国资办等等责任单位，像世纪集团这样，不派车到府村路接济站接访民送回家，到了饭点不提供简易的早、午餐的？没有吧，你们倒好，竟然一而再地用这种小儿科的手段，甚至有一次送我回家，竟然还扣留我的身份证，你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不让我重返北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你们有什么权利扣押我的身份证？你们已经违法！你们这样做，无非是欺负老实人、厚道人、善良人。我也一次次原谅年轻办事人员的无知，缺乏教养、不懂事，但我不会原谅和宽恕在他背后的那些科长、主任以及集团党委的你们。这次你们这位党政办的干部对我表示了：“我们领导已经与你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你们已经用行动，表明了你们的基本态度，表明了你们向国家信访局表示的“上海各级领导很重视”是多么虚伪，表明了你们拒绝我的维权诉求，拒绝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表明了你们现在已经再无脸面来见我。你们也实践了自己的承诺：你们“没有问题”。你们已经进入了你们自己设计的无法走出的死胡同。我给过你们机会，我再三表示过：基于你们说过的话要赖，没有信用，所以建议，你们要与我谈什么，请用书面1、2、3、4陈述，如果不便直接给我，可交由国家信访局转，我有什么想法，也书面交国家信访局代转。我实践了承诺，二年来多次向中央和上海有关党政部门领导同志书面表达我的维权诉求、见解、观点和建议。你们在2012年4月上旬不是向国家信访局书面汇报说，“袁宗平在‘无理取闹’”吗？怎么不当面对我说呢？你们心虚什么？
在我的维权案例发生至今的17年的问题中，请不要以为，你们现在在位、有权，就掌控了现在和历史，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掩盖和隐瞒历史真相、篡改历史，这完全是徒劳的！因为我才是历史问题的当事人、受害人和见证人！从1999年开始，我向上海出版局党委、纪委开始逐级向上海市人大、市政协、组织部、市纪委，市长、市委书记再到中央纪委、中组部、全国人大，以及中央巡视组等等反映问题，这些部门都有纪录。中央早有规定：公民向各级党政机关反映、举报、揭露问题的所有书面材料，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这些入档的材料是不能销毁的。所有早些年各级机关转给世纪集团的我的维权材料，你们妄想摘除、隐匿、转移，并阻止上级领导机关、纪委机关的深入调查，都是违反党纪政纪的行为。所以就算你们现在处于局级干部的高位，有权有势，至今还那么傲慢，并且还有宣传部撑腰，但是在面对历史（而且是你们参与其中的历史）痕迹，是抹杀不了的，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作为不作为”的问题了，而是继续作恶，还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痛改前非。可以想见，目前我们对峙，不但表现在具体的维权案例本身，还在于以我们的人品、诚实、道德对抗你们堕落的官品、沦丧的道德、信仰的缺失和对人民的冷漠。从我这个维权案例几年来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到上海庞大的上访问题解决之难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要回归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是非常难的；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很难的；要实现“依宪治国，依法执政”是很难的；要做到从严治党是很难的；重建精神支柱、重建道德诚信、重建公平正义也是很难的。
任何事情的演变、发展都不会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转移的。尤其是现在，各级党政干部对当前的反腐大势的判断没有把握，所以，已经陷入了集体性困惑，表现为对各种问题，不敢面对，不敢担当责任。说白了，就是心虚，问题是前任的，后任不理旧事。再有就是，在位的人本来屁股就不干净，本来就是贪腐线上的人，你们不是与龚学平走得很近么？你们不是出版了“黄菊画册”吗？…… 不知道哪一天反腐或其他什么事搞到自己头上。好不容易退了下来，把难题推给了新任，把责任也卸给了新任，逃之夭夭了。但愿集团党委不是这样的精神状态。我希望你们还是要：认清大势，敢于担当，直面问题，不要回避，负起责任，解决问题。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今后，我仍会赴京，如果我进了北京久敬庄和上海驻京办（接济站），请你们像其他区、局、街道派干部在京直接接访民那样，派员到北京把我接回。谢谢。
民盟盟员 副研究员 袁宗平
201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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