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两会”关注反右维权北京大学校友联谊会成反右维权请愿会
—–北京大学反右幸存者校友维权纪实(四)
俞梅荪
（2011-3-17）权利运动发布：
上访往事不如烟
1995年起，燕遁符（原物理系19岁女学生右派分子）等校友，依照新颁《国家赔偿法》，连年上访北大校方党政当局，均不被理睬，还受到各种打压监控。
2008年2月16日，在北大校友春节联谊会结束时，王书瑶、燕遁符等6位反右幸存者校友，向校长许智宏批评校方对反右遗案的维权诉求置若罔闻，要其正视受害者要求道歉和索赔的呼声。许校长表示要向校党委反映。之后，杳无音讯。
2009年2月14日，在春节联谊会结束时，王书瑶等7位反右幸存者校友问新任校长周其凤，是否看了已在月前送到校长办公室的上访信。周校长说，没有收到。纪增善随即递上此信（复印件）。周校长收下后，不看，不表态、不交谈，迅即拔腿就走。
2010年2月26日，在春节联谊会上，王书瑶、王国乡胸前挂着“右派冤”牌，代表在场10多位反右幸存者校友，站在主席台。李安模（校友会副主任、原副校长）说，周校长一会就来，将其劝走；一会又说周校长在市里开会。午餐前，被告知周校长在外地开会，不来了。一年一度的联谊会都由校长致词，或由副校长代替，这是北大的传统。这回《通知单》上照例是“由校领导”致词，但却全都缺席。
我成了革命志士
次日（2月20日）早上6时，警员来我家上岗看管，不准出门，盘问我与什么革命有关。我茫然地问：“革命是好事啊！我岂不成了革命志士？成了1949年以前为追求民主进步而被国民党搜捕的共产党人，很荣幸！你们岂不成了反动派？”
下午接朋友电话方知是，网民发帖，呼吁民众上街散步，表达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号称“茉莉花革命”。口号是：“我们要吃饭，要工作，要住房，要公平，要公义，要维护司法独立，启动政治改革……”
我对警员说：“这些口号正是我求告无门，梦寐以求的诉求啊！更是广大访民的呼声啊！我被《文汇报》陷害，冤狱三年，至今十八年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生存无着。又因家父在反右运动被迫害致死，上海老家弟弟受刺激而患有抑郁症为孤寡残障者，因我落难，其住房被担任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委员的私企老板，乘人之危而侵吞。三年来，我和弟弟在流浪中维权上访，历经上海市、区两级政府信访办和国家信访局接待人员公然违法，行政反作为，为虎作伥，有恃无恐，我俩反而惨遭加倍侵害且险丧命；又遭上海和北京警方对访民的‘维稳’打压，政府一边倒地维护利益集团的为非作歹，劫贫济富，我俩被逼得走投无路，苦大仇深，成了万恶的旧社会。”
晚上我和警员一起看电视，昨日胡锦涛讲话指出：“要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形成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我质问：“你们怎能与胡总书记的要求背道而驰，公然违反《警察法》，非法打压我们这些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草根访民，与人民为敌？”
盼望“两会”关注反右维权
2月25日，警员又来我家上岗监控，要至3月中旬“两会”结束。日前，周永康在中央社会治安治理委员会议上，要求各地政府大力改善民生，从源头解决社会矛盾。3月5日，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民生和法治。媒体报道“两会”代表委员们呼吁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法治。但是，警员却反而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和诉求权力，激化矛盾。
3月初，北京市有关维稳部门人员分别上门，找到如今已七老八十的北大反右幸存者：万耀球、沈志庸、燕遁符、纪增善、博绳武等，和非北大的李泰伦、任众等谈话，要求在“两会”期间，不要有过激行为。有的老人当即控诉54年来的劫难和求告无门的无奈，愤怒训斥来人；有的指出，维权上访和上书，原本是合理合法的正当之举，打压和监控才是非法而过激的。来人均唯唯诺诺地表示理解，说是为了饭碗而来应付上面的差事。
2007年反右派运动50周年以来，许多老人多次上书“两会”，不仅杳无音信，还受到各种监控和打压，他们盼望每年号称关注民生的“两会”，应该关注反右维权问题。
我曾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十年，1988年起，担任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某位副主任的秘书，每年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因中共上海《文汇报》求援，我热情支持并指导其搞好法治宣传而取得成效，却反被其陷害入狱，接踵而来的劫难，没完没了。如今“两会”期间，我竟成了被日夜看管在家中的访民。从而对我国底层劳苦大众，尤其是饱受利益集团欺压，又被警方“维稳”打压而走投无路的广大访民血泪斑斑的生存状况，大彻大悟，受益匪浅。
●感谢博绳武、沈志庸前辈校友参与摄影。
完稿于2011年3月8日
附件1，
闫桂勋上访简历
闫桂勋，1957年为数学力学系毕业班学生，班里为凑够打击右派分子的指标，小组长用捏造的材料，把其划为右派分子，虽未经党委批准而无效，但他却被发配到黑龙江工学院（现哈尔滨理工大学），按右派分子而被劳动改造20多年。直至1999年，北大校党委作出《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指出：“多年来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
1999年起，闫桂勋到校长办公室维权上访，要求发还20多年间的工资和索赔。他坚持每周去一、二次，有时两周一次，风雨无阻，但均被告知因没有上级精神，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据，无法处理。他求见新任校长周其凤已经一年多，其王秘书一直说是周校长很忙而没有时间。他在哈尔滨理工大学退休，为到北大上访，多年来住在北京郊外回龙观的女儿家，经济很困难。他说，其实不完全是为了钱，更是为了讨还公道。
他胸前挂着《冤：北大制造42年冤案》：“由于北大不按中央文件办事而造成我42年冤案，劳动改造20多年，毁掉我一生，按照宪法和法律原则应给赔偿。我向北大索赔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请主持正义的人给予支持。”（原载俞梅荪《坚持正义，不忘过去——北京大学“五四”校庆反右受难者维权吶喊》2010年5月文）
北大校友春节联谊会有感
闫桂勋
（2011年2月20日）
正义呼声阵阵传，浩然之气满燕园；
五七难友血和泪，青史留名在人间。
领袖“阳谋”自得意，遭民唾弃理当然；
专制独裁丧家犬，民主政治曙光现。
附件2，
北大亟待应改变丑陋形象
杜光
看到此文提到，俞梅荪在给反右幸存者校友拍照时，被校友会工作人员制止，并说：“上次有人照相上网，败坏了北大声誉，我们是北大人，要维护北大形象。”她提出了十分严肃的问题：“北大人要维护北大形象”，这当然是不容怀疑的命题。
问题在于，我们要维护的是什么样的北大形象？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堡垒， 有着值得所有北大人自豪的科学、民主和兼容并包的自由传统，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无愧于北大人称号的有用人才。这是北大形象吗？当然是。这样的北大形象，当然值得维护。
可惜，几十年来，这个北大形象却越来越黯淡，代之而兴的是另一种北大形象。长期的党化教育和熏染，消磨了北大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就改变了北大的形象。北大已不再是科学民主的堡垒、学术自由的圣地；相反，却日益官僚化、政治化、衙门化、学店化，崇权尚钱，争名夺利，这样的北大形象还值得维护吗？
可见，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北大形象，一个是光辉的形象，一个是丑陋的形象。一切有良知有自尊心的北大人，都应该维护科学民主的北大形象，鄙弃那个官僚化、专制化的北大形象。听说不久前有几个学生得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面露喜色，竟被取消奖学金的资格，这是专制化的北大形象的最好解读（也是对科学民主的北大形象的破坏）。
当然，所有北大人都有责任改变北大的丑陋形象，重塑北大的辉煌。而最有义务，也最有条件重塑北大形象的，应当是目前的校长和书记们。别的不说，上世纪五六十年来，北大积累了多少冤假错案，这些都是历届北大领导人造下的罪孽。你们既然继承了他们的职位和权力，当然也有责任解决他们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这几年的校友春节联谊会，都有好几位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学生前来，向校长和书记们提出道歉赔偿的要求。这是送上门来的好事，他们不是与校方为难，不是破坏北大形象，而是为校方改变北大形象提供了机会。有远见的校领导应抓住这个机会，表现出应有的智慧和勇气，挺身而出，而不应退避三舍。
对右派索赔，可以有如下三种选择：
下策是借口与我无关，或者党中央没有统一部署，推脱逃避；
中策是表示道歉，这不难做到。如果说，全国有那么几个右派分子没有改正，官方还可以辩解的话，那么，北大的全部右派分子都已改正，不就说明北大的反右派运动是百分之百的搞错了吗？既然完全错了，道歉就是合情合理的。
上策是既道歉，又赔偿。今天的北大完全有这个经济实力，问题是北大领导人有没有这样的胆识。
毫无问题，如能采取上策，北大形象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如果顾虑重重，不敢采取上策，那么，采取中策，正式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校友道歉，也多少能改善北大形象；不幸得很，现领导人选择的恰恰是下策。
附件3，
读者来信：对北大处理右派改正善后工作的建议
一位中共老干部读了本文而来信，向北大党政领导提出建议如下：
一，北大现领导班子真有点“冬烘”而不会想事情，对待反右幸存者，有同情心，却无同情胆，太畏首畏尾了。右派改正之后，未尽事宜亟待完善，无非是道歉和赔偿。大的问题已经由中央和北京市委承担了，也就是说搞扩大化了，99％的人已经改正，改正就是纠错，纠错就等于是平反，只是没有用平反这个词，（当时邓公）给始作俑者留点靣子，加之因有时代的局限，大家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就行了，不要死抠字眼。
二，剩下“道歉”和“赔偿”两件事，你就没有必要“等、靠、要”了嘛！起码有几条政策与法理在支撑：1，知错必改，是党及其领袖的一贯主张，既然搞错了，改了就是。何必躲躲闪闪，躲着这些受过苦难的风烛残年的老人，心不心酸？2，上头已经把大杠子都给你划掉了，剩下的事，你就主动承担起来。根据“十四大”提出“判断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要以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的精神；根据胡耀邦同志曾说，中央没有想到（说到）的事，又是合乎情理的，能办到的事，你们就大胆想，大胆地干好了！什么都要等上头说话，拨一拨，动一动，还要你们（一级党组织）干什么（大意）！
三，对这些老校友，做点工作，把他们请来聚拢，开个茶话会，或者吃一餐便饭也是应当的吧，敬敬酒，顺顺气，通融彼此感情，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们受苦受屈了！我们党有个传统，上届欠的人情账，下届理应归还，这也是咱们中国传统做人的诚信“父债子还”嘛。人非草木，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这些饱经忧患的老者孰能无动于衷？相信他们此刻，有如拨云雾而又见青天，有如孩提时被父责打而后拥入母亲的怀抱一般激动！至于赔偿，学校的财力又不是承受不起，对他们的经济赔偿，也不是无法可依，只不过反右有点特殊，国家有赔偿法了，可参照办理，且有文革解放干部经历可以参考。
四，这些年各方面的潜规盛行，机关学校都做了些违规的事，起码“三公消费”屡禁不止，都没有根本收敛，唯独这件赔偿的事怕上头追究，说不过去么！受苦受屈的同志也会通情达理的。
五，今天北大如壮胆走出这一步，吃一次“螃蟹”，也可能给党政高层减去压力，让骑在代步牲口上的领导“顺坡下驴”，给他们办一件体靣的事，全国逐个地跟着仿效，不但北大不失分，而且得到加分，成为全国新的典型呢！当年安徽的小岗村农民不是这么干的吗！
附件4，
燕遁符等致彭佩云的信
（注：此信由燕遁符等3人写于2010年7月24日，之后送交位于北京市北新桥中国红十字会办公室签收转彭佩云原任会长；后又交由彭缙云{彭佩云之妹}转交。至今杳无回信。）
彭佩云女士：您好！
我们三人是1957年北京大学反右运动受害学生。当时两人19岁；1人17岁，尚属未成年人。我们都学理，都是连团都不想入的“落后分子”。只爱读书游玩，毫无政治抱负。被打成右派之后，吃尽苦头，幸存下来，活到古稀，倒是生出了强烈的社会政治责任感：这罪不能白受！一定要刨根问底，把北大师生在整风反右中都干了些什么弄个清楚明白，决不能让诱猎迫害年青人这种卑劣惨痛的事情重演。
为此，我们决定还原北大1957年真相，重写那一段校史。已经搜集阅读了许多回忆文章和原始材料，也对许多当时的“左”、“右”派同学进行了采访、调查和核实。5月19日起大字报贴满校园，几天后西语系开三害控诉会，还有各种演讲会、辩论会，又成立“百花学社”，创办《广场》杂志，油印《民主接力棒》和《北大民主墙选辑》……，短短1个月时间发生在燕园的这许多事情已经显出一个大概的脉络。我们发现，同学之间的确有文字对抗、口头争吵，有时甚至很激烈、粗暴，但至少在初期，大体上没有超出各抒己见、自由争鸣的框架，不足以造成学生分裂为左、右两派，更不足以造成对大量“右派”学生的残酷政治迫害。导致这些严重后果的真正原因，只能到“上级”或“领导”那里去寻找。仔细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北大党委和上级领导的态度似乎并不统一，做法上也就存在差异。
其实毛泽东早就打算要反右，并且在5月15日定好了“6月7号之前，让他们放，不要驳”的“引蛇出洞”计谋。北大5•19之后的事正好在这个期限之内。据说，校党委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考虑到学生不知深浅、年轻气盛，大约是有过延安经历的江隆基书记深知共产党“整风”意味着什么，他心存恻隐，怕把事情闹大，对学生不利。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引蛇出洞”这一点上紧跟毛泽东，而您那时是中共北京市委高校委员会常委、办公室主任，应该是这一计谋在北京高校内的具体执行者。据说您出席了北大那个小会，并且与江书记态度截然不同……。如今彭真与江隆基书记都已经作古，想要了解核实这些事情，只能询问依然健在的您：以上情况是否属实？
西语系控诉会本打算在27斋前面空地举行，后改在大礼堂。据说就是江隆基的主意。他说无论如何室内有门，比较好控制。如果在空地上，学生激动起来，很可能跑出校门、走上大街，事就更大了。（江书记真是忠厚长者。要是上了街，后来被枪毙的，恐怕绝不只顾文选一人。）可与此同时，有的系里党组织还在动员“鸣放”，有些毕业生惦记工作分配，无心关注“整风”，还诚恳邀请人家在离开母校之前，给党留下宝贵意见。好像是深怕出洞的蛇太少，不够数。这些事情，与江书记的做法显然有区别，倒的确符合彭真的意旨。难怪7月初就急忙把陆平调来北大，顶替“领导反右不力”的江隆基书记。
陆平也真的不负重托，领导北大反右十分得力。各个系、各个年级、各个小班，许多原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也被打成右派，或被开除党籍、团籍；又在1958年2、3月间紧急“处理右派分子”，赶在“学生右派一律不出学校”的中央文件下发到学校之前，把碍眼的学生快速轰出学校，与彭真配合得十分默契。
于是，北京大学和全中国都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于是，全民失语。大跃进、浮夸风接踵而至……。最终迎来文化大革命，不少反右干将享受了与当年右派不相上下甚至更甚一级的“待遇”……。几十年来，您可曾在某些时候怀疑和反思过毛泽东、彭真在整风反右中的做法？现在，您是否愿意和我们站在一起，弄清那段历史，防止悲剧重演？
最近我们开辟了一个学生右派的交流平台，取名《百花广场》，以纪念1957年北大的“百花学社”和《广场》杂志。第一集中收录重印了当年那本《广场——北大民主墙选辑》。电子版和纸印版都已完成，随信给您寄去一本。请您抽空仔细看看，53年前北大519学子思考的都是些什么问题！这些思想如果能够在那个时侯就付诸实践，把特权利益集团与劳动大众的矛盾冲突消弥于萌芽阶段，今天的中国本应是什么模样？
致
敬礼
纪增善、博绳武、燕遁符 2010-7-24
（彭佩云，1929年生，1946年加入中共，1953至1959年任中共北京市委高等学校委员会常委、办公室主任；1959年起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大学组组长；1964至1966年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1975年起在北京大学政治部宣传组工作。1982至1988年任国家教委副主任；1993年起任国务委员；1998年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
附件5，
叶光庭等致浙江大学党委、统战部的信
浙江大学党委：
浙江大学统战部 ：
我们都是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被扣工资达20余年之久，大会小会，挨了不知其数的批斗，受尽歧视和凌辱，人格尊严受到无情的蹂躏，心灵的创伤至今仍有遗痛。
反右对我们的伤害是延及终生、无法挽回的。专业上所受的损失姑且不说了（我们都没有评上教授，并不是因为我们无能，而是因为我们的青春年华被无情地糟蹋了），在婚姻和家庭上蒙受的损害也是极其惨痛的：有的因被划右派，女友分离，迟至50多岁才结婚，以致绝子绝孙（楼学礼）；有的殃及家人，三年饥荒时期，妻子得了胃病，甚至被当作豚鼠进行医学试验（就看准右派家属可欺），留下一辈子的后遗症（叶光庭）；有的因右派身份（当时已经改正），儿子高考虽然成绩优秀，但政审不能通过，后经反复请求刘活源同志帮助，刘去信说明后，方才录取（贺一欧）。
反右“阳谋”是丑恶的流氓行为，是共产党的耻辱，但我们现在不想谈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只想指出，对右派的残酷迫害是违宪的，对右派的处理是不公平、非正义的。文革走资派扣去的工资都补发了，右派同样是冤案，为什么就不平反，被扣工资为什么就不发还？这个双重标准有正当理由解释吗？右派所受的苦难实际上远比走资派惨酷：夹边沟三千多右派，绝大多数被饥饿和沉重的苦役折磨致死，最后生还的只有数百人；北大右派被枪毙的就有林昭等七位之多；又有多少人只留得终生残废，疾病缠身，生不如死？一个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如此惨无人道地迫害爱国爱党的人民，而且直至今日，仍对这些无辜受害者冷酷无情如旧，尽管他们已经发出上万次的索赔呼吁，执政者却充耳不闻，不理不睬，不知道还有没有一点人性？
对你们说这些话也许毫无意义，不说也罢；现在还是看看《国家赔偿法》怎么说吧。
第六条：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
第七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按照这两条，第一，我们有权提出赔偿申请；第二，把我们划为右派的是浙江师范学院（经几度改名后并入浙大）党委统战部，那么你们是赔偿义务机关。
一个世界上堂堂大国的法律是尊严的，无论是官是民，都要严格遵守。作为文明高校的党委统战部负责人，应该是文明的、说理的、有尊严的；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应该是严肃认真的、勇于负责的。位居九五之尊的伟大人物，而以“无法无天”为得意，为自豪，这是狂悖无耻，自甘把高贵身份降低到流氓盗匪的地位。仗势欺人，蛮不讲理，视民如草芥，这是专制暴政下酷吏的常态；相信身为文明高校的领导人，你们总不会以此种态度对待我们的吧？
现在我们依法向你们提出赔偿要求，相信你们会以文明人士负责任的态度认真考虑，合理处理问题，而不会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回避应负的赔偿责任的。
斗胆陈情，特此奉闻。至于具体的赔偿要求，日后将进一步一一提出。
此致
敬礼！
受害人：叶光庭，男，88岁，地科系退休副教授，启真名苑8-5-702（住址）
贺一欧，男，87岁，政治系离休干部，启真名苑4-1-1
楼学礼，男，89岁，历史系退休副教授，庆丰村2-3-301
2011年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