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海燕）最近，我接到一个哈尼族家庭的求助，他们的母亲朱石木，62岁，在贵阳乞讨被关押。现在贵阳云岩区看守所。我已到贵阳，朱石木的儿子与儿媳，来到贵阳，他们因为不懂汉语，不认识汉字，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据了解，朱石木家生活贫困，她本人文盲，且不懂汉语。到贵州确是乞讨，但指控被她强迫组织乞讨的白小妹，已经15岁，是被表哥杨梦沙带到贵阳找工作的。
在一次打拐行动中。杨梦沙一家三口和朱石木，白小妹，还有住在同一旅馆的其他云南人，全部被抓去。杨梦沙和妻子以擦皮鞋为生。但他和朱石木一样，也被关押了一个多月。朱石木的家人收到拘留通知书，法院的判决通知书还在邮寄途中。同时被抓的，有二十多人，其他人估计陆续回家，但有五人因组织强迫乞讨将被判刑。
我是在南宁认识乞讨的朱小努（化名），他是朱石木的儿媳。当时为了帮助她的表妹——一个怀孕九个多月还在乞讨的年轻哈尼族母亲。通过跟她们接触后了解到，这些成为母亲的，年轻的女人，或中年的女人，70后，80后，甚至90后，大多数是文盲。
而昨天了解到，96年出生的白小妹，也是文盲。他的哥哥，92年出生，同样是。这是让我惊讶的。朱小努一脸愁闷地对我说着，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一样都不懂，一个字都不认得，去药店买药，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朱石木的儿子来到贵阳跟我碰面时，他告诉我，他在一个银行旁边，他知道那是银行，但他不知道银行的名字。
毫无疑问，在现在这个时代，文盲是被歧视的。但我也知道，在他们的山寨里，不认识汉字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文字。可汉族人如何包容，接纳这些少数民族呢?不认识汉字，不懂汉语的朱石木和白小妹，接受审问时，并没有翻译。这些云南哈尼族的妇女，在农闲时，全到城市里乞讨，增加一些小收入。因为家里实在太贫困，按他们的话说，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钱。可困难的是，孩子上学要钱。他们一个村子，高中生，像某些汉族农村的大学生一样稀少。但现在大学生也比较普及了。 我问朱小努与朱者为，“你们想要一所学校吗？”“如果有人教你们认字，你们想学吗？”她笑笑，认为那是不可能。说有的人长大了，要赚钱生活，也不想学了。但是，年轻人是向往城市的，他不学一些基本的汉语，汉字，在城市里，如何方便。她应该学会银行，厕所，警察局，派出所，还有学会医院。
回到关于权利与生存的问题。 在城市乞讨是不是犯罪？我知道，刑法有组织乞讨罪。在刑法第262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62条之一] 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但如果不是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就不够成犯罪。
根据这条的提示，朱石木显然是无罪的。白小妹超过十四岁，而且，她不是残疾人。但那些因为涉嫌组织，只是带自己的孩子在城市里乞讨的哈尼族人，就有罪吗？他们有多大的罪？我在南宁时发现，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孩子乞讨。当然也有人帮别人带孩子。大多数是亲戚，以家族的形式出来，互相照顾。将他们关进监狱，除了能让城市里的某些人，变是视觉整洁，但有考虑过她们的处境，她们的权益，她们的感受吗？有听过她们的辩护吗？
如果按照法律的公正，去追究这些办案人员的责任。我想，他们也许会犯这样的错，简单，粗暴，一刀切。何谓强暴，胁迫？
一个朱石木是无辜的，她现在需要法律援助，如果通过法律援助，她有可能获得自由。但其他的哈尼族女人，真的要继续因为贫困带孩子乞讨，而长期坐牢吗？一个个贫困的母亲，为了家庭所做的努力，这样得到了政府的强烈关注，感谢国家。 朱小努，在路边哭泣。我没有安慰她。她是成年人，懂得思考。从看守所出来，朱者为与朱小努，掩面痛哭。我相信，没有人比他们自己更懂得，这样的命运，带给他们的伤痛与绝望。
他们一路跟着我，我帮他们登记，帮他们询问。他一遍一遍抱歉地说，小妹，这次真的麻烦你了。她拿出从家里带出来的鸭蛋硬要塞给我，我收下了。我怕她会不安。她还送给我，她们自己织的布，做成的一件上衣。
n ——有必要把这样纯朴的普通老百姓，送进监狱吗？ 仅仅是因为她们在你们的城市乞讨！
n ——我们是否太多忽略了少数民族妇女的权益，还有她的生存！这是所有自诩关心女性权益者的羞愧，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妇联，你难道
没有责任？
叶海燕于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