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我正式从事艾滋病教育和研究已经过去22年了。1989年底，陈秉中先生就任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随即开始机构改革，试图把国家健康教育研究所从前苏联式的自上而下进行行政指挥和动员的卫生宣传模式，改革为欧美式的基于现代公共卫生科学和人类行为科学的健康教育模式。研究所成立了疾病控制研究室，下设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组，我选择加入了研究所疾病控制研究室，主要参与性病艾滋病防治的健康教育研究工作。陈秉中先生支持所有年轻人开展自己创设的科研项目。
在过去的22年中，人生就好比是战场一样，我一直处于被战斗或战斗的状态之中。艾滋病出现在中国这样的传统文化、官僚和集权体制下，演变出这些冲突，似乎也是必然的事情。
1990年底，在走访广州和深圳，对全国扫黄教育成果进行调查和评估后，我回到北京参加世界艾滋病日的街头活动。随后不久，单位内传出，我被指控鼓吹“红灯区”。指控来自我们一起参与调查的党务人员，可能我们对监禁卖淫女子的行动有不同的看法。我比较支持一个妇女教养所政委的意见；他说，来到这里的女子们经历了三个教育的失败，第一是家庭教育的失败，第二是学校教育的失败，第三是社会教育的失败，他因此相信，在妇女教养所的教育也一定会失败的。
1991年底，在我主持的全国艾滋病咨询培训班后，一份秘密调查信发往全国各地参会人员，要求人们检举揭发我在培训班上的违法错误言论，包括安全套演示被理解为涉及传播淫秽。一位老年的卫道士对我的举报信发给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引起卫生部艾滋病官员们的气愤，表达了对我的支持。
1992年8月，《青年参考》头版发表了我关于中国面临艾滋病流行风险的文章，并被广泛转载，随后《中国青年报》整版报道我主持的艾滋病热线的工作。所长陈秉中在研究所员工大会上严肃表示，“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建立艾滋病热线，是防艾滋病和普及艾滋病知识的重一环，大家应全力支持，不要泼冷水，更不得将其做为举报的内容，那样做是不适当的，我是反对的。”
我平静地度过了几个月，在1992年底，迎来了中国媒体和国际媒体对我及其研究所工作的热情。我们对中国艾滋病危机发出的警示，以及呼吁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保护人权的意见，特别是保护男女同性恋者平等权利的主张，获得国内外媒体的关注。1993年，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不仅成为媒体焦点，也是国内外旅游者的风景线，更得到卫生部、北京市公安局、联合国机构和基金会的支持。
当时，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艾滋病工作和人权倡导，是不是中国政府允许的，会不会遇到麻烦。陈秉中先生和我都自豪地表示，我们就代表中国政府。
然而，好景不长，1993年5月10日，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代表部党组向陈秉中所长下达下列指示：1、暂停万延海在“艾滋病求助热线”的工作；2、停止“男人的世界”同性恋文化沙龙活动；3、陈秉中和万延海等人在《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上的两篇文章涉嫌鼓吹人权、鼓吹同性恋和同情妓女。
我的工作被停止。随后不久，陈秉中所长职务被免除。我被告知，我不得参与研究所内任何关于艾滋病和性议题的研究工作。
同期，公安部下文取缔“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威胁要派驻工作组，调查《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上的学术文章涉嫌严重思想意识错误的问题。卫生部新闻主管部门审查取缔了1993年《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第八期，因为杂志准备刊登陈秉中一篇关于在同性恋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和人权保护工作的文章。
1993年底，我开始组建“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并于1994年3月底对外发布项目成立消息。之所以叫做项目，而不是组织，是为防止被依照非法社团而予以取缔。没有用艾滋病的名字，是因为不希望卫生部门可以来管辖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用科学和人道主义来挑战对疾病的无知、偏见和歧视。
媒体报道项目成立消息后，公安部即对全国妇联下达文件，指称万延海是其监控对象，要求妇联批评属下报纸《中国妇女报》报道北京爱知行动项目成立的消息。消息随即在北京媒体界传开，万延海和爱知行开始被正式打入黑名单上。我随后也被强制辞职。公安部、中宣部和新闻总署90年代中期多次下达了内部通报，要求关注爱知行和万延海的动态，不得刊登万延海的文章，包括笔名撰写的文章。
后来，我去了美国，在南加州大学女权主义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
在过去的20年中，我有三次几乎是逃离了自己的国家。第一次是1997年元旦，我的一个后来成为法轮功学员的好朋友和他的未婚妻前来送我。第二次是2002年10月，我刚刚离开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不久。第三次是2010年4月底，我们全家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被警察抓捕、被调查、被软禁、被失踪和被拘留。我也受到过各种各样的人身攻击和政治攻击。这些或许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在过去的10年中，我的困难主要来自关注河南省因为卖血和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问题，包括活动被取缔、人被拘留、被失踪、网站被关闭、博客文章被删除等。特别严重的情况是，2008年奥运会前夕，我被指控要组织河南的感染者在两会期间到天安门自焚，以及组织感染者在河南商丘抢夺奥运火炬等。这完全是政府腐败和滥用职权的问题。
在过去的10年中，我的困难也和我们得到的国际援助相关。北京爱知行研究所2003年开始得到美国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的资助，2004年开始得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以及其他国际人权、公共卫生和慈善基金的支持。
2002年底和2003年初，我在纽约和华盛顿会见了开放总裁和民主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当时，我对开放社会研究所所知甚少，但知道他们开展一些公共卫生和毒品减低伤害的工作，就提交一个项目书给开放。我听说过美国民主基金会的事情，知道有相当的敏感性。
我把是否接受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的问题，提交爱知行理事会讨论，没有人反对，理事们认为应该先把钱拿过来做事。我2003年初回国期间，按照惯例约见了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官员，我也询问了他们的意见。他们表示，有钱为啥不要，拿到钱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再说，但建议我不要对外声张；我表示，如果我们拿民主基金会的钱，一定会公开这个事情的。我也见到中国国务院扶贫办的官员，就提出民主基金会资助的事情，扶贫办官员表示，先拿过来做事；他说，89年之后，政府为了统战海外异议人士，允许一些人带着海外敏感基金回国做事，给予特殊待遇。
我依然心理不踏实。我2003年在耶鲁大学访问，我询问两位关注中国法律事务的教授们的意见。一位教授表示，开放社会研究所很好，不会有问题；但美国民主基金会的钱来自美国政府，中国政府认为美国政府是其头号敌人，你拿美国民主基金会的钱，中国政府就会把你当敌人。另一位教授说服了我，美国民主基金会是敏感的，但你万延海已经相当敏感，民主基金不会增加你的敏感性，反而因为其敏感性给你一定的保护。于是，我向美国民主基金会递交了一份项目书。
我们项目获得批准。怎么把钱给我们？我坚持直接给我们拨款，不走任何中间机构转帐。
于是，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成为美国开放社会研究所1989年后回到中国提供资助的第一个民间组织，成为美国民主基金会第一个公开在中国资助的团体。这让我们获得荣誉。我们组织获得迅速发展，并支持和资助了大量草根社群组织和学生组织，提供艾滋病防治、公共卫生和相关人权的社会服务和倡导工作。我们也在网站首页介绍所有提供资助的基金会的信息。
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出现了。2004年底和2005年初，中亚地区出现颜色革命，3个国家政权出现变更，美国民主基金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被俄罗斯和中国指责为中亚颜色革命背后的推手，认为他们和其他美国基金支持的民间组织在颜色革命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国际政治纷争难免影响到了我们。我们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列出的反华组织的名单上。作为两个基金组织的国内大户，我们吃的“明枪暗箭”是外人无法想象的。我们依然顽强地坚守在那里！
我再次变得非常的自信。在机构刚刚被税务局查税不久，我签署了《零八宪章》，公开声援刘晓波，发起对孙东东的挑战，呼吁废除绿坝，发起救援公盟和许志永博士。和1993年的情况相似，我完全沉浸在战斗的无畏和自我想象的胜利之中。
我不仅挑战政府，我也批评联合国机构，甚至拒绝基金会项目人员的指手画脚。2009年7月下旬，开放社会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来到爱知行办公室，要求我停止对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及其主持的全球基金草根组织代表选举的指责，要求我接受选举的结果，同时要求我放弃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法律诉讼。我拒绝了。项目人员表示，不希望因为爱知行的原因而使得开放社会研究所被外界提及，认为他们是我们最大的资助者，我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我对来访的项目官员表示，我们感谢基金会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但钱是你们的，你们决定给谁钱，但这是一个在中国为人民提供服务的独立民间组织，基金会不能来指挥我们。
不好的消息很快传来。电话里已经很气愤了。2009年9月1日，我得到开放社会研究所正式来信，2010年项目资助将把原先的35万美元一般支持改为针对专门项目的支持，资金总额不超过15万美元，而且2011年开始就可能不再资助了，希望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
话说到这种地步，我也不想再申请了。我认为基金会不够意气。我的美国同事说，你不要意气用事，你应该去积极争取，去说服基金会改变意见。我有所心动，毕竟15万美元也是不小的数字。我意识到这些美国人和我做事风格的不同，我比较中国式的意气用事。
更多不好的消息传来。美国民主基金会项目官员也在到处找人询问爱知行和万延海的事情。小道消息说，有人试图在说服美国的基金会们，认为给爱知行的资助是一个错误。我变得非常的沮丧。当天晚上，我分别致信开放总裁和民主基金主管人员，表示2010年不再申请两个基金会的资金，但欢迎两家基金会在2010年前六个月期间来爱知行对资金和项目进行调查。我也表示，我将在10月下旬访问美国，愿意当面交流。
后来，考虑到现实，我向民主基金会提出继续申请的意见，基金会也很积极，我们继续申请和接受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资金。
我如约和开放社会总裁在纽约见面。我本来想很好地解释一下我们那里的情况，但谈话很短。开放总裁表示，对我们的工作无意见，只是我们涉及太多的争议。他建议我，如果有意见，可以给他写个申述信，他们愿意听取我的意见。
想想自己背后的持枪者，我去申述的意义在哪里呢？我找死吗？我非常难过地离开那个办公室，一个我曾经当成自己的家来捍卫的地方。
回到中国后，我开始动员员工张罗在国内的筹款工作。我们准备利用爱知行16周年庆典活动来组织募款，也得到政府卫生官员和民政部门官员的支持，以及得到国内媒体人士的支持。我们的筹款活动据说是过于浪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和北京市公安局先后开始了调查工作，并最终叫停年会庆典活动。
我因为致信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要求罢免中国工业和信息产业部部长李毅中而受到更多关注。我出行讲学和访问合作组织时，相关人士被警务人员调查和威胁，要求不得见我。工商局、税务局、消防局、新闻出版局等相继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
我再次离开中国。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再次回去，我也不知道如果我回去的话是否会被抓捕。我追求真理和正义，但我也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在暴力面前，我会屈服。我喜欢与人辩论，但不是一个与人为敌的人。我希望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和多党竞争，但我希望民主化过程中，不要有那么多的伤害，最好出现双赢或多赢得局面。
今年8月份，我们全家来到加拿大温哥华，仿佛来到世外桃源，暂时告别了国际政治的争执。9月底，我访问台湾，会见了台湾社会运动的老朋友们，大家谈得很自然和坦率。这是一个难免让人到中年的人们感伤的时刻。我接受了告别政治纷争、专注慈善的意见。
自从今年7月中旬，微博上与众人的交谈，淡化了我的苦闷，也让我找到重建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和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策略和信心。同时，我也意识到，艾滋病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民生活的重大社会问题。每一天早晨，坐在咖啡馆，上微博写作是我最大的快乐。遗憾的是，我的“万延海大夫”在2011年11月30日上午10点左右被临时冻结或永久关闭。
我是一个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从事健康教育研究，原本是要关注艾滋病防治的教育工作，却因为政治纷争耗费太多的精力，受到太多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