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25周年之三
1989青年学生浦志强，去天安门广场示威、绝食。六四前夕，在重兵包围下，凄风苦雨中，他当众发誓，如果活着出去，每年都会回来凭吊。后来，他兑现誓言，20余年，每年六四前夕都要去广场。结了婚，带着夫人，生了儿子，一家三口约上朋友去广场，他的执着、坚毅值得我们学习。今年，因为参加纪念六四，他被关进监狱，我们应该追随他的足迹，去广场纪念六四，这也是对被抓五君子的声援。
（一）浦志强的六四情结
2006年，我要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先烈。途中，被济南公安从北京火车站押回济南（见本人所写《广场行思录》），后来在网上看到关于浦志强的报道，2008年我去了北京，在陈宝成的引导下，登门拜访老浦，听他介绍自己的过去。
现在根据我听到的、和网上查到的采访报道，综合写出浦志强的六四情结来，介绍给大家：
89六四之前，合围广场的戒严部队到达了指定位置，但尚未开始清场。就在这个时候，浦志强告诉身边的同学们：“纪念碑将会见证我们的死，但是假如能活着出去，此后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再回来，来这里凭吊所有无辜的死难者”。
这句话竟然成了他许下的一个愿，一个可能需要终生来还的愿。从1990年至今，他所有的6月3日都来广场盘桓，从未间断过。每到这一天，他们夫妻都要约上若干好友，从1995年起还带上了儿子，来到纪念碑的脚下想想心事。他说：“每年的6月3日，也是我忏悔的日子，我都要在此地拨通丁子霖老师的电话，以便这位白发苍苍的母亲，能如期收到儿子的问候。我们的心态一年年平和起来，这是因为仇恨的蓄积于事无补，冲突的化解需要宽容，但这一切和解的前提，都只能是放开言论和说出真相，让敏感的事情不再敏感。我相信，一定还会有人像我们一样在坚持。”
从我的接触和阅读中，可以看到浦志强是一个既有勇气又有担当的践行者，2006年，他发了几十个短信给朋友，也给了公安，说他六四前去天安门广场，结果公安立即行动起来，“护送”他去广场，第二年，用传唤的方式剥夺了他去广场的权利。今年，六四前，终于把他关进了看守所。
87岁的大律师张思之，去探监，表示宁愿在坐牢也要为浦志强辩护。我们更应该用各种行动，包括去广场悼念六四，声援浦志强等五君子。
（二）学习浦志强去广场纪念六四
六四开枪镇压学生运动，这是中国20世纪最大的惨案之一，现在经历过那场运动的很多人，包括党内比较开明的人，都认为现在应该“翻过来”，要公布真相，为死难者受害者恢复名誉，进行经济赔偿。但人们盼了一年又一年，至今已过25个春秋，中共中央对六四至今没有反省，邓小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后来又改成了“动乱”“政治风波”，当局至今不愿面对事实，对此，我们怎么办？
践行者浦志强二十余年走过的道路值得我们学习，用行动纪念六四，去广场纪念六四，宣扬学生运动的意义，给当局施压，唤起民众争民主争自由的热情。
我们应该学习浦志强，像他那样，带着家人，约着朋友，每年六四前夕，去广场走走看看，他践行了20余年，去广场的行动并没有带来太大危险。
（三） 去广场表达民意，聚集人气，是在专权国家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进入21世纪，在很多没有实现民主的国家，在推动变革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当权者垄断了媒体，没有公正的选举，不准成立反对党，公民的表达权利遭到剥夺，又没有独立的司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进民主进程？经过多年的探索，人们终于找到了“广场道路”，把广场作为表达民意、交流观点、聚集人气的中心，最后推动变革。这种例子很多。在突尼斯、埃及和乌克兰，由于民众到广场聚集示威，最后实现了国家的和平变革。其中也有像利比亚那样的，卡扎菲开枪镇压广场示威民众，激起民愤，民众拿起武器建立反对派的武装，和平示威转变成武装对峙，最后卡扎菲被击毙，他的几个儿子正在接受审判，利比亚实现了变革。而中东的叙利亚正处于武装对峙中，乌克兰两次变革都是充分利用了广场聚集的威力。
（四）去广场如何减少风险
六四的镇压，在民间留下了深刻的精神创伤，但是如果认真分析六四的过程，也可以看到只是到广场和平的聚集，风险相对比较小。据最后离开广场的一些人说，广场上发生的流血事件不多，被击毙者，绝大多数都是去阻拦军车的一些市民和学生，当然对这些死难者，他们的勇敢、他们的献身精神，应该受到我们的敬重，下令开枪者必然会受到历史的审判和谴责。但如果再有一次广场聚集，再出现军队的介入，面对一些带枪的士兵，我们就应该劝说民众不要以肉体之躯与带枪的军人抗争。
企图说服戒严部队的战士，是极不现实的想法，这些战士受到封闭式的管理，进入北京前强制他们反复学习人民日报的“426社论”，战士们根本无法了解真实情况，他们对示威的学生，是抱着敌视的态度，试图去说服这些战士，让他们转变观念是极其困难的，上级给他们下了死命令，要按时进广场，情急之下他们就会开枪。
如果我们再有机会去广场，就应该像浦志强那样理性和平，去广场走走看看，和朋友和家人一起谈谈心叙叙旧。照个相，留下历史的纪念，让社会上和体制内高层的一些人知道有很多人在纪念六四，要求正确公正的评价六四。使他们认识到六四没有正确的结论，社会不可能稳定，任何政党如果不能正确的评价六四，他就不可能受到民众的支持。1989年的5月，在北京一度有三百万人上街，如果这些人中有4%的人去天安门广场，那将会有10多万人，这些人的聚集会给当局带来很大压力。如果党内、体制内很多人都认识到六四应该平反，少数人顽固不化，就会受到孤立。曙光将会出现。
2014年5月15日 于山东大学
电话 13655317356 0531—88365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