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25周年之二
1989年，我在山大管科系任教，为了纪念六四25周年，我把当时在山东大学的见闻和参与写出来，我已是80岁老人，来日不多，我希望后人，包括山大师生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并且从其中吸取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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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我在山大管科系任教，为了纪念六四25周年，我把当时在山东大学的见闻和参与写出来，我已是80岁老人，来日不多，我希望后人，包括山大师生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并且从其中吸取教益。
（一）胡耀邦逝世与大学生的悼念
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噩讯传来，大家十分悲痛，他在八十年代，推动政治改革，给大量冤假错案平了反，善待知识分子和对大学生，给知识界带来早春天气。
他的改革受到高层保守派老人的反对，1987年被免去总书记职务，说他“反自由化不力”“抵制精神污染不力”。
胡耀邦去世，大学生十分悲痛，到广场游行。4月18日， 大学生向人大提出请愿书，要求公正评价胡耀邦。4月20日，为了悼念胡耀邦，北大学生决定自己组织学生会。
4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学生静坐事件，引起学生反弹，当天晚上广场学生人数剧增到20万人。
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将学生聚集事件定性为“阴谋和动乱”。次日，20万到50万学生在北京游行，对“社论”表示抗议。
（二）山大学生支持北京学生的抗争
北京的学生运动激发了山大学生的热情，通过收听美国之音、BBC和法广，山大师生了解到北京学生的抗议活动，但是找不到表达的渠道。
4月22日晚上，在新校，很多学生在听到海外广播之后，纷纷在宿舍中以敲脸盆制造声响和向楼下摔酒瓶发泄不满，随后他们在校园内张贴小字报表示对北京示威学生的支持，但是学生的小字报很快被学校保卫科撕掉，这引起学生更大的愤怒，于是有的学生就开始贴大字报提出要组织游行示威。
（三） 5月份，山大学运开始活跃
5月3日，山大一两百个学生要到校外游行，学校得到消息后组织了一批政治辅导员和政工干部堵住校门，不让出门，一度关上大铁门，公安局的员警也在校门外阻拦，一部分市民打着横幅要进入校区也被挡在门外，这次游行遭到破坏。
学校用为了阻止学生外出游行，下令各个系（当时山大还没有建立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到学生宿舍去给学生做工作，阻止他们上街。管理科学系的总支书记率领正副系主任、团总支书记一起去学生宿舍做
“思想工作”， 当时我是管科系的副系主任兼工会主席，内心是支持学生运动的，到了学生宿舍，我不想批评学生，
只能向学生说：大的是非问题要由历史来判断。
“思想工作”， 当时我是管科系的副系主任兼工会主席，内心是支持学生运动的，到了学生宿舍，我不想批评学生，
只能向学生说：大的是非问题要由历史来判断。
5月3日， 赵紫阳发表五四讲话，强调学生的要求与共产党一致，在学生中获得好评。
5月4日，赵紫阳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应该“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使人感到他能够正确对待学运。
5月中旬开始，学校出现了很多大字报，主要是学生写的，都是支持北京学生
。计算机系的同学，还把每天听到的美国之音整理成文字 ，贴到墙上，很多人围观讨论。新校的同学，还把广播站的大喇叭装到学生宿舍西头的晾台上，广播有关稿件，我领着四岁的女儿，去看大字报，因为人很多，女儿走失了，有人把她抱上了广播站，那里广播出女儿找爸爸的声音。当时新校学生宿舍的西边有一片空旷地，这里就成了同学和教师聚集、交流、观看大字报的场所，每天都是熙熙攘攘，像农村的集市一样。
。计算机系的同学，还把每天听到的美国之音整理成文字 ，贴到墙上，很多人围观讨论。新校的同学，还把广播站的大喇叭装到学生宿舍西头的晾台上，广播有关稿件，我领着四岁的女儿，去看大字报，因为人很多，女儿走失了，有人把她抱上了广播站，那里广播出女儿找爸爸的声音。当时新校学生宿舍的西边有一片空旷地，这里就成了同学和教师聚集、交流、观看大字报的场所，每天都是熙熙攘攘，像农村的集市一样。
5月13日，天安门广场3000学生发起绝食。此时官方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都以积极的态度报道学生运动。
5月14日，中文系石小宁、哲学系陈明等同学在新老两个校区组织募捐，支持北京绝食行动，很多学生老师捐款。中文系有一位马老师捐了100元，并将100元高高举起，后来受到学校的批评。
5月16日， 新校青年教师在阶梯教室组织演讲会，管科系孙柏录老师和我也参加了，我在会上发表了支持学生运动的讲话，并提出了新闻必须自由，要用民主对话的方法解决冲突，讲话多次被掌声打断。
当天学生还组织了支持北京学生的签名活动。几千名学生聚集在操场上讨论地第二天举行大规模的游行，一度产生争论是否要上街，但是最后走出校园举行游行的意见占据了上风。
5月16日晚间，举行了济南市第一次学生大游行，学生们借鉴了1986年学生运动的经验，组织了纠察队，并且由外文系潘强和哲学系周中华骑车赶到山东师范大学，鼓动山师大的同学到校门聚集，但是山师大的学校领导派人关闭了校门，山师大和山大学生合力摇晃大铁门，最后山师大的领导下令开启校门放学生出来游行，沿着文化路向西进发，与山工大的学生会合，走上泉城路，最后到达省政府门前，一路口号声不断。
5月17日，山东大学成立学生自治会，哲学系赵广明、历史系杨春梅当选为自治会常委。
山大学生为了鼓励发动济南工厂的工人，还组织了一些学生去很多大型工厂做发动工作，有些山大的学生到了济钢铁总厂，厂方向上级请示，不准学生进入厂门，但是为了表示对学生的友好，中午派人抬出了两筐包子，让学门们饱餐一顿，学生到总厂受阻，以后又到分厂去，分厂的厂长派了两辆卡车，载着工人去参加了游行，事后这个分厂的厂长在六四遭到镇压之后，受到了处分。
5月18日，包括山东大学在内的高校举行了济南市89学运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约有十万人的游行。官方媒体也对学运消息进行了报道。
当天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也突然来到山东大学与校方指定的学生代表对话，气氛变得轻松起来。据说省委书记也默许了山大学生去北京的要求，很快山大科社系的杨宽兴、江波、刘梦溪、法律系的赵洪顺、社会学系的张继军和外文系的潘强组成的20名赴京请愿代表与送行的同学们乘坐学校提供的车辆到达济南火车站，送行的近2000名同学也突破车站的阻拦成功的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5月19日，山大近2000名学生队伍抵达北京天安门广场，与北京学生会合。
（四）我起草了支援学生的大字报和电报
当时管科系的教师普遍都对学生运动表示支持，我和孙柏录老师商议写一份大字报，题目是“我们支持学生运动”，由我执笔，写好之后请系主任墨文川过目，他提了一些意见以后把题目改成了“我们的态度”，抄写成大字报之后，放在系办公室请教师们签名，结果很多人签名，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说明当时的学生运动很有群众基础，这份大字报当时没有拍照，但是草稿保留至今，现在整理出来：“我们的态度北京学生运动到了紧急关头，学生绝食已进入第六天，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感到十分焦急和忧虑，作为同学们的老师，我们和北京一些大学的校长具有同样的心情，对同学们的健康和生命非常担心，我们也为国家的前途担忧，无论如何也不希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被打乱和中断。当前学生正在进行的这场爱国运动，意义深远，必将载入我国的史册。我们紧急呼吁中共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立即与学生进行实质性的对话，我们希望学生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学生的爱国运动应受到社会、政府和学校领导人的支持、鼓励和肯定。对他们的积极性应该保护。我们赞赏赵紫阳讲的“党和政府绝不秋后算账”的保证。
希望同学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这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保持理智、冷静、克制和秩序，希望同学们在维持正常教学秩序的情况下声援北京学生。
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教师墨文川、孙文广、杨喜寿、孙柏录、姜可瑜、袁明哲等约20人
1989年5月19日，当份大字报随即贴了出去。
当时我是学校工会的副主席，我们几位正副主席一起开会讨论决定给全国总工会发电报，经过主席会议讨论，由我执笔起草了电报，并请校党委书记阅后，发了出去，以下是根据保留的草稿整理出来的给全国总工会电报：
“北京学生绝食已经六日，学生危急、社会危急、国家危急，我们教职工为学生的健康和生命十分焦虑。学生积极要求民主与法治，反对腐败，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这种爱国热情是极其可贵的，应该得到充分的保证和有效地保护，我们真诚的希望中共中央承认学生争取民主与法治的活动是爱国主义运动。恳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尽快的直接与学生见面对话，尽早结束目前的对峙僵局。山东大学校工会 1989年5月19日”
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颁布戒严令。
1989年5月20日，我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份大字报，贴在山大新校学生宿舍的东墙，题目是“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其中“决策失误的主要领导者应该公开承认错误，考虑引咎辞职，以谢国人”，失误的主要领导者是指国务院总理李鹏。
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学生运动已成澎湃之势，这场运动深得民心、党心、人心，建议中央：
正名：这次运动是爱国的学生爱国运动。
对话：应立即开始，停止连续七日的绝食。
至今学运一直采取和平方式，因此党和政府也不要采取强力方式，如果用强力压制学生运动必然丧失人心。
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在学运问题上的失误，此次决策失误的主要领导者应该公开承认错误，考虑引咎辞职，以谢国人。
中央应该为那些执行宣传中央的错误决策的党的基层干部承担领导责任，以使他们免受不必要的冲击。
广大人民寄希望于中共党员，全党寄希望于党中央，绝不会辜负全国人民的希望。
管理科学系教师 孙文广 1989年5月20日”
5月23日，北京百万人大游行喊出李鹏下台的口号。
当天我张贴出了一封公开信。
“给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封公开信宣布北京戒严令已经三天，但戒严区内游行示威至今并未停止，派驻北京的大批军队由于北京人民的阻挠已无法进入市区，全国学生不断示威游行，形势很紧张，为此提出建议：由于大学生的克制和主动维持秩序，北京现逐渐恢复平静，无须戒严，也无须外地军队维持秩序。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的首都宣布戒严而又无法实现戒严，宣布派进军队又无法使军队进入市区，这种僵持局面会极大地损害我们政府和人民的形象，而且使人民子弟兵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学生与北京市民为了阻挠军车而设置路障，结果造成了交通的阻塞。军队受阻于途中，缺食、缺水、缺少休息，不利于安定军心民心。为此建议，尽快解除首都戒严令，撤回开往北京的军队。山东大学管理科学系
孙文广 1989年5月23日”
孙文广 1989年5月23日”
（五）六四枪声和学生运动遭镇压
6月3日晚十时，在坦克车的引导下，戒严部队分兵进军广场。
6月3日午夜十一时至6月4日清晨，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包括大学生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据透露，前国家主席杨尚昆曾经谈到六四期间军队造成600多人死亡）
北京屠杀的消息传到济南，大家非常愤怒。6月3日晚间，我几乎通宵都在听海外的广播，午夜，我把北京开枪屠杀平民的消息打电话告诉了管科系系主任，他的女儿前几天随着山大学生一起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
六四清早我出门碰到了一位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他脸色十分难看，可能也是一夜未睡，我记得很清楚，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他们在进行屠杀”，眼中含着泪水。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又无能为力。6月4日开始，抗议大屠杀的游行在济南展开，山大的游行队伍与山师大、山工大、山医大的学生集结到山东省政府门前进行抗议，标语传单贴到了济南大街小巷，以社会学系为主的学生队伍，在邓新强、李鼎等人的率领下，抬着花圈来到西门等地举行悼念活动。
学生和市民被政府的粗暴干预激怒，部分人推倒并烧毁了警车，冲击了历下公安分局。这次行动中，有人要焚烧汽车，问谁带了打火机，当时十九岁的在职业中专念书的孙宝河递上了打火机，汽车被烧了，点火的人后来不见了，提供打火机的孙宝河被抓捕后，很快被枪决，他是独生子女，死后，母亲悲痛欲绝，哭瞎了双眼，在悲惨中死去。他的父亲万念俱焚，在痛楚中信上了法轮功，寻求精神寄托，他被开除公职，在多重打击下疯癫而死。当时参加活动的，45岁的卜天同因为参加抗议活动，被抓到收审站，用手铐拷到在班室，警察们一边喝酒一边用电棍电击卜天同取乐。6月6日，卜天同被折磨而死，警察制造谎言，说卜天同企图越狱被击毙，警察们就是这样草菅人命。
六四之后，当局对社会上的工人、市民、凡参加抗议活动的、凡是打头的都严惩不贷，一个名叫段炼的19岁青年被判了死缓，以后改判为19年有期徒刑，他出狱后，朋友帮他找了个对象，2010年结婚时难友一起给他祝贺。
六四之后，当局对参与运动的市民都进行了严酷的打压，如孙宝河、卜天同和段炼等，但是对山大的师生却很少判重刑，只有5个学生被延迟一年毕业，5个教师被一度暂停上课，潘强和杨宽兴被开除学籍。看来对大学生他们不敢判重刑，可能是怕引起学生们的反弹。
有些学生参加示威活动，拖了一年多时间，于1991年受到行政处分，其中有：赵广明、杨春梅、马良、傅谨、徐华、严志鹏、周建林、周中华、孙志敬、陈权、杨宽兴、张继军、沈冬梅、赵洪顺、任志宏、张志杰、周进、王强、尹祥春等。
6月9日，邓小平在党政高层陪同下接见了戒严部的高级干部并发表讲话。
6月1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通缉全国民运人士。
本文参考了网上文章：
潘强：“从山东大学到天安门广场”（2005）
张铭山：“英魂二十载何处觅 故友亲朋日夜心
记山东民运朋友“八九六四”追思会”（ 2009）
秦志刚：“济南64死刑犯孙宝河121009”
2014年5月7日于山东大学 电话：13655317356
0531—88365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