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习主席的依宪治国和严禁拦、卡、阻、截访民等讲话让人耳目一新，但出于对“国情”特色的恐惧，仍尽量避免与敏感的“六.四”撞车，才选择在5月25日乘车出发。
2007年，法律规定了举报腐败官员有奖，增添了我等70余单纯村民的积极性，不过最终以我是“为首份子”之罪名拘留了十五天，并遭到公安的暴力殴打！
自从状告无锡滨湖公安分局杨治平和高建伟两狗警察狠抽我三轮耳光与二次强迫下跪的恶行之后，至今巳申诉到北京最高法院有6年有余，不过，是否立案、是否发回重审之类的任何结论都没有。
还有状告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事项，是2008年底就开始了的，但北京西城法院以：“我们忙”为借口而至今没有下文。
再有，2009年就要求江苏省政府审查并撤销由江苏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信访局等四部门未经地方立法机构“省人大”通过的违法文件一一苏公通(2008)120号文件，也是五年不理不睬无结论。
不管目前纸上谈兵的法律还只能“仅供参考”阶段，但我对于中央“不支持越级上访”还是郑重其事的，所以特意计划尽量在“六.四”之前就鸣金收兵回到无锡的。可是，习惯于依权代法的基层官员始终改变不了“稳定压倒一切”之热战思维。
从火车站被“缉拿”回家途中，那些“维稳”人员关照我：不能在“六.四”期间上访。晚上，我在床上碾转反复睡不着，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老头，并无违反共产党制订的法律去维权啊，综上所说的事情也都理应去北京各部门解决，并无越级上访啊，可“国情”特色怎么会与习主席的讲话精神具有如此南辕北辙的差距？
2014年
6 月3日
6 月3日
写于江苏无锡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