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东入狱已经整整两年，开始以经济上的抽逃资金罪刑事拘留，这是完完全全的政治迫害案，冠以这种经济上的口袋罪更显示了这个政权的邪恶，当局一定也知道给刘远东定这样一个罪名的荒谬，后来又加了一个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指控他在南方周末事件中公民自由表达言论的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目前刘远东被关押在广州市天河看守所。刘远东是自2013年开始的这一波持续对民间抗争的打压最早被抓的人士之一，2014年1月24日广州天河法院开庭进行了一场厚颜无耻的对刘远东的非法审判，到现在已经过去有一年多，判决结果还没有出来。
刘远东是2013年的2月23日被抓的，那天我们在广州的人民公园有一个十几人参加的政治集会，中午十一点半左右接到刘远东给我打来的电话，他说上午被广州市公安局找去喝茶，刚刚才出来，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在人民公园，他说马上过来找我，然后就挂了电话。那个集会我们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虽然刚开始不久就遭到了警方的干扰，驱逐，但我们拒绝撤离。过了半个小时刘远东就到了，我们的集会也很快结束，然后去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刚坐下来不久，就冲进来十几个警察，粗暴的要求我们蹲在地上，被我拒绝，并拍了桌子严厉斥责了警方的野蛮行为，对于一贯骄横的公权力，我们的抗议显然没有用，虽然我们没有接受蹲在地上的羞辱，但最后我们16个人全部被警方带走，包括刘远东，其中有9个人被以非法集会的罪名分别处以3到15天不等的行政拘留，刘远东被行政拘留15天后再以抽逃资金罪转为刑事拘留，一直关押至今，已经整整两年。在2014年1月份他开庭的时候，我作为他无罪辩护的证人在法庭上匆匆有见过一面，后来6月份我自己也被寻衅滋事罪关押在天河看守所，在律师会见的时候隔着玻璃又见过一面。
刘远东是广东梅州人，出生在农村，华南农业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开始自己创业，很快就拥有了一家年销售额几千万的生物公司，公司发展非常迅速，如果刘远东当初没有参与到民主抗争中来，以及后来的入狱，也许他的公司早已有几个亿的规模，当然这种假设已经没有意义，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明白，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和刘远东是在2011年年中认识，具体时间都已经记不清了，一晃快四年时间。刘远东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对中国将很快结束极权统治充满信心，这种乐观就是到了看所守也没有改变，有一次律师去会见，他说的最多的还是中国的民主变革将很快就会到来的话。刘远东对中国的民主变革怀有强烈的紧迫感，使命感，这种紧迫感和使命感后来我在谢文飞、王默、张圣雨、陈剑雄等很多南街同仁们的身上也感受到了，也许正是这种使命感和紧迫感才让他们表现得那么决绝，那么的义无反顾。
刘远东是2011年才开始走出来的，在民运圈里也算是一个新人，但从2011年下半年刘远东和一些同仁开始有意识的推动街头抗争以后，很快就成了广州当局最重要的几个维稳对象之一，国宝，警察找喝茶，约谈，甚至去家里，去公司监控，威胁都早已经是家常便饭。只是作为新成长起来的民运人士，没有各种资源，没有传统的人际圈子，加上推动的街头抗争这种方式之激烈，风险之大，决定了很多事又不能堂而皇之的宣传，而且这种对极权统治公开的，直接的挑战，在2013年初南方周末事件之前还曾一度被南方个别老民运人士所排挤，被认为这种过于激进的抗争会遭到当局的打压从而影响广州民运的正常发展，南周事件之后，大家看到了经过南街同仁们这几年不断冲击当局底线所带来的空间，街头抗争不再是以前认为的那么大的风险，才被大家所接受，并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可以说南方街头运动引领了1989年之后整个中国街头政治抗争的兴起，但这些推动者却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知，而刘远东无疑又是这些推动者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可是直到今天知道他的人也还寥寥无几，这就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现状。但我相信，中国未来的民主变革一定是像刘远东这样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踏实、正直、坚定的人去引领的。
刘远东对自己的选择可能要付出的代价非常清楚，他在法庭上很坚定的表示，只要出去他还会走上街头抗争。开庭前他曾经和律师有说过，一审后不准备再上诉了，希望可以早点去监狱服刑的想法，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看守所的环境非常恶劣，对身体和精神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去监狱服刑可能会相对好一些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刘远东对坐牢的坦然面对。南街的共识就是以自己的行动和牺牲消除人们的恐惧，唤醒并引领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抗争，在刘远东身上很好地体现出了南街的这种共识，或者说南街的这种精神。在外面的时候他自己就频频走上街头抗争，很多人就是在他的影响下站出来的，进去后也不断有人走上街头表达对他的支持和声援，在开庭那天，去现场声援被抓的人就有40多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勇敢的站出来，这是我所知道的中国所有政治犯开庭审判中声援规模最大的一次，这就是刘远东和他的同仁们一直致力于推动的街头力量。刘远东，还有每一个勇敢站出来的南街人，他们是未来中国民主变革的先驱，也是火种。
王爱忠2015年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