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广东民主力量的分裂
刘远东
最近一两年广东民主运动让人惊喜，特别是南方周末事件之后。民众、业内、媒体，甚至体制内的人都对广东民主圈刮目相看。让人惊讶的是广东民主力量很快出现分裂。分裂既是竞争均衡的结果，也是我刘远东有意为之，就算我不搞分裂，不久也会分裂。因为我认为分裂比不分好。
博弈理论不好懂，我通过中国农村家庭演变来说明这道理。在农业时代，农村家庭往往是个大家庭，家庭成员有爷爷奶奶下的所有成员。大家一起种地，围在一个大桌上吃饭，成员之间虽有纷争，但也不会过激。同时家庭面临激烈的外部竞争压力，兄弟多的大家庭在面对土地、房产等核心财产争夺的时候往往占优。因此大家庭在能长期存在，并且占主导地位。
80年代，中国政府引入市场经济。农村人口可以外出打工经商，这时期也是农村家庭分裂时期，不到10年，在90年代中期基本上看不到大家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农业时代，家庭成员耕地的努力虽然是有差异的，但差异不大。农忙的时候能出力的都去下田，干得慢的长辈骂几句也就完事。劳动产出也容易计算，产多少水稻、番薯、芋头都放在家里。消费也容易衡量，不就是吃嘛，在一桌上吃饭。某些人干的少，吃得多肯定会被长辈挨骂。
但在市场经济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同样外出打工经商，有人可以挣到几百万，有人只能每个月拿几百元工资。就算挣到的差不多，寄回家里的钱也不一样，因为很容易隐瞒收入。这时存在严重的搭便车问题，出现极大的不公平。如果强制不分家，家庭纠纷很快演变成仇恨，最常见的是媳妇之间虽同桌吃饭，但互不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亲缘遗传约束，但也无法阻止分家。
2011年5月份我才接触广州民主运动圈，通过调查发现民主圈内缺乏活力，并存在严重的排资论辈问题。大约按老民运、律师、记者、白领、穷吊丝之类排列，常常在饭桌上为暴力、非暴力等各式各样的问题争论不休，极度缺乏行动力。我想这种问题在北京、上海等地方一样存在。我尝试过资助一位民运人士，如从事联络发展人员，街头运动等，因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很快失败。这里信息不对称 问题主要是指我并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工作，也无法用一些指标衡量他做出什么成果。今年我才知道有位广州的哥们被河南的骗子骗了30多万，以搞革命为目标，办公司为方式拿资助。
后来我的激励模式变为：1、给我介绍人。2、给我上街举牌，上街要有图，内容必须是民主自由，我负责写文章。那么这两种行为都容易考核，用很少的资金即可以撬动整个民运圈。因为：
1、在给定资金的条件下，穷的、未婚的哥们先行动，而这部分人恰恰是最坚定，最拼命的，我认为他们是一个民族反抗暴政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就是现代的刘邦、朱元璋。
2、民运圈内其他人并不知道有补偿激励，在榜样示范下也积极参与行动。
3、在社会变革成熟条件下，零星、短暂的街头运动会产生蝴蝶效应。
南方周末事件之后，广东民运圈内突然得到很大的政治蛋糕。这就像一群缺乏组织的饿鬼攻下一个粮仓，因为缺乏预先的约定及法定的组织，争夺不可避免。1月10日南方周末事件之后，广州基本上天天有聚餐，圈外、外地等领域人员很快也加入进来。参与过的人都会说自己的英勇行为，起到关键的作用，甚至主导作用。这也人之常情，谁不希望向朋友展示自己呢？客观地说，南方周末事件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功劳不容易界定，但肯定存在多少的问题，这是任何集体行动都存在的。
这种情况很容易产生不公平问题，而且确实产生了。聚餐是AA制的，每餐大概50元，穷的朋友往往支付不起，如果让人支付也有失自尊。这些朋友往往是付出最多，功劳最大的。在流行餐桌上推广自己、商量问题的中国，他们失去话语权。同时民运圈内不同的人有不一样的媒体话语权，有资源的人可以作出自己偏好性宣传，如果不过于夸张，也无可厚非的。如果这状况持续下去，支援广东民主运动的资源流向会失去公平性，影响下一轮广东民主运动。
为解决上述问题，建立组织是必要的，有组织才有效率，是对中国民主运动负责的做法。因不少人都有一定的政治资产，而且往往高估自己，都希望自己及自己的人在组织上占重要位置，甚至做领导人；有些人本来在性格、理念差异很大，目前根本无法走到一块，那么分裂不可避免。那么按自己的意愿，通过争吵、妥协，自由组成团队，这是最好的方式，也符合自由结社的原则。在中国成立组织要冒很大的风险，跟一年前上街举牌一样。不同的人可以承担不一样的风险，那么加入或成立组织会有先后，目前也很少人敢这么做。
通过自由重组，不同的团队合作性会更好，也容易解决三个和尚（搭便车）问题，而互相之间竞争，积极性会提高。团队效率当然会有差异，不久的将来会出现重组兼并的过程，这也符合社会团体自然演进规律。我作为参与者促进了这一进程，提前终结严重的搭便车机会主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