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食堂减少，回族职工被调到汉族荤菜馆，常要端猪肉。
关于简报中的几位人物：
翁自展，印尼归侨。据定居福建的印尼归侨彭省匡口述《晴雨人生》（该文原发表在《福建侨报》，2007年4月18日转载于中国侨网http://www.chinaqw.com/news/200704/18/69641.shtml ），他和翁自展在印尼读初中时是铁哥们，翁家是在印尼勿里洞岛做汽车代理的，出手阔绰。那时候在印尼可以看到公映的中国电影，比如《上甘岭》、《梁祝》、《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初中毕业后，翁即返回中国，先到广州侨校补习，后到上海南洋中学读高中。
刘兆才（1902～1977年），河南开封人，回族。出身阿訇世家。民国17年入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速成班，次年毕业。曾任斜桥、江湾跑马厅清真寺教长。自民国21年起，历任浙江路清真寺副教长，代理教长、教长，直至1966年。1949年后历任黄浦区人民代表、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上海市第三、四届人民代表、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委员。（以上见百度百科）。据《上海宗教志》，1940年代刘曾在浙江路清真寺开学执教，传授伊斯兰教功课。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5195/node75202/node75269/node75279/userobject1ai91562.html
刘圣道，刘兆才之子。据下面的简报，年轻时的刘圣道是共青团员，他受共产党反宗教的影响很深。但自1994年他就担任上海市福佑路清真寺管理委员会主任，这里曾长期是上海伊斯兰教主要团体的活动中心。
刘述周（1911～1985），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书记处书记兼市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交通大学校长、市外事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其间，任上海市第一、第二、第三届政协副主席。1965年夏，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黄庆熙（1917-2005），1956年7月至1963年1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59年12月兼任市委监委第一副书记。1963年调任内务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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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办公室 （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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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号 沪团办统（62）字第038号 机密程度 机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送 刘述周同志、黄庆熙同志，市委统战部、市委宣传部
团中央办公厅
团市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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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共印 25 分）
本件 6 页 共青团上海市委办公室 1962 年 5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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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青联三届二次委員（扩大）会議第五次情况反映
現将一归国华侨学生和几个少數民族青年，在廿四日小组会上的发言摘要如下：
一个印尼归侨大学生谈几年来的思想苦闷
华东师大政教系归侨学生翁自展（团員）說：“我作为—个华侨学生能考进市大政教系感到党对侨生的信任，很光榮。但是自从进了师大以后，却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使自己在精神上受了创伤。这些事，几年来我一直闷在肚里，没有勇气反映，最近學校在各方面贯彻政策，调整关系，但我仍不敢說，有的同学对我說：‘現在共产党要你們讲話了，你不要讲。目前国家碰到困难对你们好了，以后政治运动来了又要算总帐。’但是参加了这次会，听了周总理和胡耀邦同志在全国青联会議上的耕話，对自己鼓励很大，我鼓足勇气將自己几年来的思想苦闷說出来。
“我原来性格很开期，常常喜欢在課余与向学—起談天，这部影片好看，郡个演員演得好，这場球赛精彩。后来被党支部书記知道了，就对和我常在一起的一个团员說：‘与翁自展接近不大好，经常在談吃、談穿。’这个团員后来告诉了我。我思想上就有了警惕性，就不大愿意再与班上同学接近了。
“不久我认识了班上一个女同学并有了较深的感情。59年我母亲从印尼回国观光。那时，正好暑假，我就同女朋友一齐去北京探望母亲，不料回校后，同学怀疑我们在道德品质上有问题。领导就分别找我们談話，态度很生硬。党总支付书记黄爱令对我女朋友说：‘你了介他么？他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了十八年，在政治立場观点上有问题，你们这次去北京花了多少钱？你們的费用超过了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了。翁自展父亲的钱是剥削得来的。’并要她向组织保証不許将談話内容告訴我。那时她和我感情很好，怎么会不对我說呢？
“这年考查政治经济学写论文时，领导上就根据每个同学的阶級出身来出題目。我女朋友的父亲是高级职員，因此就要她写她的父亲是如何剝削的？介放前她还小，不了介父亲的情况，就和我商量。可是，过组织生活时，同学就批评说：“你们两人經常在一起是讨论学习，还是谈情說爱？’由于她的身体很弱，有时不舒服，我就替她代拿菜飯，同学也批評我：‘你只关心她而不关心别人。’此后，每次组织生活我都是被批評的对象。因此，我很害怕过组织生活。我的女朋友更是受不了。
“有一次下乡劳动，我的女朋友和同学—起在晚上演出，回来时不小心踩在沟里，脚蹩伤了，但她仍带伤去劳动。后来又患十二支腸炎，在劳动中請病假就较多。由于这样，在劳动小结时大家对她展开了批判，她受不了，中途离场。这天晚上因傾盆大雨，全身淋湿，第二天就发高烧了。60年8月2日我们准备結婚了。但在8月1日晚上党支部突然宣布：我爱人因批評会中途离场，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要她写检讨书。听到这个决定使我很震动：究竟还结不結婚呢？我想和受了批判的人結婚脸上很不光彩，但是如果不结婚对她的打击太大了。考虑再三，我还是和她登記結婚了。
“婚后，我怕她继续学习，学校要对她总算帐，毕业鑑定时要吃‘苦头’，这样，我就决定要她在家休养。现在她成了家庭妇女，思想也很苦恼，而我的精神负担也很重，学习也不能安心。
“还有外国代表团到上海，学校每次都组织同学去欢迎，但我都没有份，甚至在马路上列队欢迎的群众队伍，也没有一次要我去。这些事使我慢慢地感到组织上对我不信任。我的思想就更痛苦了。
“几年来我在政治上很消沉。我是抱着满腔热爱祖国的激情回国的，我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我的历史已经一塌糊涂了。‘家庭出身不是个人所能选择’，只是理论上的概念。我父亲在海外的社会地位和我过去的历史成了我的絆脚石。我现在和班上同学很少来往，更少谈思想。最近我接触到—些侨生，他們都要求出国，我既不鼓励，也不阻止，但思想上很同情他們。从我自已的实际經历中体会到党是光榮的，祖国是伟大的，但是正如斯大林所說：‘在一定情况下，干部能决定一切。’”
（据了介翁父是印尼华侨上层统战对象，1956年周总理去印尼时曾接見过他。现翁父以翁自展的名义在厦门有三万元投资，上海有二万元投资。但翁自展怕接受了父亲这笔资产，会改变自己的成份，因此将上海的二万元资产转在妹妹的名下。将厦门的三万元也准备转給自已一岁多的儿子。）
回族青年刘圣道反映
他父亲阿訇刘兆才的—些思想动态
刘圣道（402工厂行政科职員、团員）的父亲刘兆才是本市少数民族上层、浙江路清真寺教长、市人民代表。在廿四日小组会上，他突出地反映了他父亲的一些思想动态。
他说：“听了傳达張执—付部长的报告后，对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帮助很大。党的政策很明确，但我觉得上海在贯彻方面有些问题。
自从整风后，我們回族中有些人对有关民族、宗教方面的意见都不敢提，不敢讲了。这些情况从我父亲那里可以看出来：（一）他怕讲“教义”，曾对我說过：整风时，民委给他批了八个大字：大讲神权，大放毒素。从此他在教堂里就不敢讲教义，据了介其他礼拜堂教长也都是这样。（二）我父亲认为宗教活动受限制。他说：‘共产党好是好，就是在宗教活动方面有許多限制，有次在河南参观时，想去做礼拜，后面还有人监視。有时，还要我宣传马列主义，这对我很困难，中央是正确的，下面就不是这样。他现在最怕“以教代政”的帽子。（三）我父亲对定量少、肚子吃不飽有意見。他常說：“我以前的定量是四十五斤，現在下降到廿九斤。想要多吃一点但受到限制，心情不舒畅。区里照顾他每月二斤蛋，但他不想要，怕别人‘眼紅’。”他还说：“政府安排我为市人民代表，是因为我是改造对象，还是不给我当代表的好，这样可以减少更多的麻烦。过去只有集中、只有纪律、只有统一意志，而我心情没有舒暢。”
我自己通过整风反右，特别是参加了少数民族党、团員训练班后，在家庭中反宗教的思想很浓，总想改变我父亲的世界观，因此家庭关系很紧張。有时我父亲流露出早死算了的情緒，我也想父亲早死算了。现在看来，这种态度是不切实际的。
最近我父亲在市政协开会，我就动员他讲心里話，但他說：“圣道哇！你的身份和我的身份不同，你是干部，我是資产阶级，是革命对象，不是那么簡单哪！”
回族营业員对自己被安排到汉族館子工作有意見
回族青年董志豪（虬江路清真食堂营业員）反映，闸北区在调整商业网中，对回族风俗习惯注意不够，影响有些回民的积极性。
他说：“在对回族人員安排上，如在新民清真食堂工作的回族谈全喜，1960年被调到湖北面馆（汉族）工作，就常要端猪肉，很恼火。因此，多次要求调动工作，但至今都没有得到介决。又如，原在康乐清真食堂工作的馬义超（回族），今年被调劉福禄寿（晕菜馆子）工作，也不习惯，不满意。这些同志现在工作积极性都不高。”
“此外，回民对清真食堂减少也有意見。闸北区清真食堂原来有10家，调整商业网后只剩4家。回民群众反映，不方便。”
共青团上海市委办公室
一九六二年五月廿六日
出处：上海市档案馆C21-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