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的5月19日，李鹏下达了北京市诫严命令，并调集大量军队开进北京城，去弹压和平理性的北京市民和爱国学生。第38军军长徐勤先将军因拒绝执行进京命令，后遭军事法庭审判。徐将军善良正义的傲骨永载中国现代史册。为苦难，善良的中华民族立下了正义的标杆。
义愤填膺的我当晚写出了，声援学生，反对诫严，打倒李鹏，还我紫阳《告江西钢厂职工同胞书》的大字报，次日，刷帖在厂区总部最繁华的大礼堂墙上，引得众人围观及一片赞声。此时也惊动了钢厂党委书记张玉明，他派车接我去党委办公室谈话，被我拒绝了。最后来了两个警察对大字报拍照取证，也没有难为我。晚上，我正式组织了一个《江西钢厂工人声援北京学生工作小组》。一夜之间，在厂区显眼建筑物墙面刷满了声援抗议大标语，白天我们照常上班工作，也沒有人找我们谈话。
5月22日下午四点，我们一行人，举着声援抗议的牌在厂区总部游行示威。也沒遭人干扰，只因我们有涉及共产党，邓小平。当时的法律赋予了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六四后所谓人大立法解释到今天就需审批了。我们在厂区一系列的声援抗议并没有带动多少人，所以决定由我先行北上。实地声援北京大学生绝食抗争，从此再也沒有回到我工作十年的单位江西钢铁厂，至今在外流浪26年。
5月23号晚上在新余乘上了南昌一北京的烈车。踏上烈车的这一刻，我的人生命运不可逆转的改变了，随着时代烈车滚滚遥远北去，我自私的放下了娇妻爱子年迈病多的父母，和一个安逸详和的家，，，，，，。5月26号早上6点到达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力绝食学生还在沉睡，我不忍心打扰。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糸帳蓬前，跟一个瘦黑戴眼镜的学生搭话，并拿出身份证自我介绍，该同学立即把我迎进了帐篷，这是我到北京第一个临时的家。这个同学叫郑贞福河南太康人，当时是大四学生，是北京师范大字晁福林教授预带研究生，一个学生领袖。之后我们就有了一段深交。在北师大帐篷内睡了一觉，6O多小时的车舟疲惫一扫而光，下午三点写一纸条建议:联合工人，组建全国团结工会。交北京高自联常委柴玲王丹等人没有回复，很正常，因当时交纸条的人太多了不可能一一回复。
晚上看望了绝食学生回到北京师范大学这个临时的家。当时不知道北京有个《北京工人联合自治会》设在哪。郑贞福同学告诉我在天安门西观礼台下一个小院内。弟二天一早我寻去，小院大门口有四五人在在接受工治联工作人员审查决定是否放进院内。我通过审查进入小院，一个年青瘦高穿大码球鞋的人接待了我，我们一阵交流，他握着我的手说:欢迎第一个来自江西的工人代表，我环视周边数十人，有一种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建党弟一次代表大会的感觉。先行者的自豪感由然而升。这25岁的青年叫韩东方，是当年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稍后招集我们十多人开会填表。那一天我也第一次见到刘强，赵炳禄，在今后几天中我跟刘强赵炳禄交往的较多。刘强，身材墩健，满脸透露出一种信念的坚定的目光。赵炳禄，一个典型工人装扮，不修发饰，瘦弱的脸庞更显异常坚定。他俩都是当年的北京工人领袖。
北京工自联的成立到6月4日清场不足十五天，是诫严令后顶风成立的。而我跟他们一起战斗生活相处也仅仅只有8天。这也难怪韩东方说不记得我了，我也只做做什勤义工而已。没多久，北京工自联总部遭到天安门管理处驱赶，被逼迁到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祸福所倚，反而使北京工自联总部更接地气，直接面对每天数十万人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
工自联广播站播音员吕京花每天播出大量新闻稿。整个天安门广场，除了北京高自联的高音广播，就是北京工自联的高音广播，在一个共同的擂台向外呐喊，场面尤为壮观。
我每天的工作在工自联大帐篷内做些什勤，每天抽4小时看望接力绝食学生，听高自联广播，收集传单，并把传单信件寄回我原单位，这是我获罪的铁证。常去北京师范大学帐篷内找郑贞福同学交流，有时跟他回校洗个澡再返回广场。工自联大帐篷是我第二个临时的家，小丁是我接触最多的义工，一个帅气阳光的小伙子，东北人，在北京有亲戚，每天都会去一次，吃饭洗澡什么的。在广场设有饮用水和厕所，我的主食是窄菜面包，有时也吃到市民送来的可口饭菜，面包和矿泉水一箱箱堆放在帐篷内，有些己过了保质期，但哪个年代沒人在呼，照样吃也没见有事，三二天跟郑贞福同学到北师大学生宿舍洗个澡，时间就这样过来了，赵炳禄常在北京各路口巡视工人纠察隊员和市民学生堵军車，我跟他去看过两次，尽管北京下了戒严今，哪时军人和市民学生没有发生冲突，学生和市民以宣讲的形式围住军车。也正是样使大家误判了形势。
6月3曰晚上10点多，军人强行由西向东推进，而学生市民向往常一样围车宣讲，突然近距离开枪射杀，多少活鲜鲜的生命，就这样到在我们最信任的”子弟兵“的枪口下，，，，，，。听说赵炳禄先生后来被捕，出狱后又流亡美国，十年前在美国病逝。在此，我谨向相处八天的战友赵炳禄先生致敬天堂里有民主。(所有介绍赵炳禄的文章都是赵品璐或赵品潞，当年赵炳禄亲口对我说是赵炳禄，并用白粉笔写下，说爷爷取的名。所以我还是用赵炳禄真实)。
北京戒严令颁发一周后，北京各界大规模的游行没有了。但学生绝食斗争仍在进行，广场每天都聚集数十万人，他们在听北京高自联工治联广播，也聚集到各校帐外听学生演讲，三五一群相互交流。主题标语横幅是争民主，反腐败。最激烈的也不过是打倒李鹏，撤销戒严令。并沒有象中央电视台所说的”他们聚集在一起，谋划推翻共产党，，，，。其实这一切都在平和理性中进行。据说在这场运动中北京的犯罪率下降了百分之八十。
有一天，我得到一个消息，在北京大学核物理糸的教学楼召开一个当前形势的研讨会，我赶会场。参加会议大概二十人左右，都是北京各自治组织派选的代表，北京工治联常委刘强也在场出席会议，主持会议是谢添福先生，对当前形势的研讨，大家发言湧跃，献计献策，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但诀议没有落到实处，当时，北京很多大小不一的自治组织，很难真正组成统一联盟)。散会后，谢添福请我们在北京大学食堂吃了晚饭，并合影留念。我和刘强一起返回广场工自联总部，路上，刘强不高兴地说我总想走上层路线，我忙解释到，我到北京就是来学习社会大运动的，回去还要向兄弟们传授，刘强听罢点头释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