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令人生厌的行为未必都成立犯罪，国家不仅有刑法，还有更重要更常用的民法和行政法。只要认为行为有害，不考虑其是否满足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就首先想
着动用刑事手段定罪处刑，这种做法有“刑法肥大症”之嫌，显然不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因为犯罪是有严重社会危害且符合法定构成要件的行为。那些被认为有
害的言行，即使真的有害，但不满足犯罪的法定要件时，是不能动用刑事手段处理的。若有人对其认为的有害言行心怀不满，可以行使批评的权利进行谴责；若有人
因这个被认为有害的行为权益受损，受害者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若有害行为行政违法，可以给与行政处罚。以刑事手段处理原本该由政治道德规范或者民事行政法律
处理的事务，其对法治造成的伤害，甚于那些被认为有害但不构成犯罪的言行。
2.为被追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不代表认同他们的行为和主张，即使律师个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与被追诉人完全不同，也不能成为律师为被追诉人辩护的障碍。同样，无论作为学者，还是旁观者，对公共事件的评论，与此类似。辩护也好，评论也罢，宗旨在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律师法第二条第二款）。法学界和法律界（法律界包括检察官法官等官方法律人和律师等社会法律人）对近年来出现的律师“死磕”现象颇多议论。对于死磕，即使法官检察官，也有理解同情的；即使律师，也有排斥反感的。有关官员也认为有的案件司法人员无法公正裁判，不能怪律师死磕，或许律师死磕能让背后操控司法的人有所忌惮而有助于公正司法，对死磕也给与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今天人民日报的短评文章也并未把死磕一棍子打死， 署名郑彦的这篇《律师的战场应在法庭》的评论说：在法庭上“死磕”，以推动法律的实施、法治的彰显，这是律师的职业追求，值得称道、令人敬慕。
只不过作者反对律师庭外炒作罢了。当然，在有的法官检察官看来，这种执着坚定的依法论理式的执业方式应该叫“较真”辩护或代理，与死磕有别。无论如何，死磕是一种现象，学界法界政界舆论界对其定义并未形成共识，对其利弊仍然众说纷纭。无论理解同情它，还是排斥反感它，都应秉持法治思维看待它。对不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方式，无论你有多么的讨厌它，无论你手中有多大的权力，也不能动用刑事手段处理它，因为这不是法治方式。
官民皆须守法。公民是否违法，会接受官员的执法检验；官员是否违法，也会接受人民的批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