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浦志强言论案的思考
□ 谭作人
法庭之上，庭审还在继续。
说庭审继续，是指庭审的形式还在“走程序”，而庭审的实质性内容，即依法依规的司法审判，不在现场。除去一张盖好鲜章的判决书在等待复印，司法公正，早已无踪无影。
所以你置身事外，梦游法庭，仿佛等待判决的人，不是你，而是那些法官们。
你没能看到浦志强律师的眼泪滂沱，没能听到夏霖律师的咆哮法庭。你也看不见法庭里面，法官法警们没有表情的表情后面的苦涩表情。你更看不见法庭外面，专程而来的灾区群众和成都市民的失望的眼神——最后的公平正义，在他们眼前飞快地消失。
七年前，在一次司法审判中，一种权力僭越了另一种权力，只用两个小时，就把国家法律踩进了污泥。当时，你看见了宪法的无力，也看见了法律的无辜，而作为刑事审判当事人，你只有叹息。你叹息法律的无辜和无力，也叹息被称为“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国家法律，却被人统治，被人扭曲。
七年过去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据说已经形成。依宪行政，依法治国，被称为既定国策。这曾经使你对国家的未来，有了一些信心。你认为，如果法治的进步，必须由许多错误来换取，即使碰巧你就是那个不幸的当事人，你也愿意。前提是，能够因此而推动法治的前进。
可恶的是，虽然听到了法治前进的脚步声，你看见的，却是一种倒退着的前进。你的看见，来自于包括高瑜、浦志强、唐荆陵、贾灵敏等一大批中国公民的所谓“言论犯罪”。有关部门对这批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心人士的政治压迫，是继八九之后少有的一次大规模政治清洗。其方向，与前二十年的开明专制有较大的差异。其政治动机、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十分可疑。
你看见，多年以来，为捍卫公民言论自由和宪法权利而出生入死，并因此被媒体评为2013年度中国法治人物的浦志强律师，如今因言获罪，即将站上被告席。这一次，曾经无数次拯救了当事人并维护了国家法律权威的大律师，将为自己的言论权利，进行无罪辩护。而他曾经从言论绞肉机下面解救出来的众多无辜者，包括你自己，即将看见司法审判，可能在以权代法和有法不依的法庭之上，再次成为一场戏剧，从而再次承受心灵的酷刑。
这不是一种讽刺。这是一种故意，或者说，主观恶意。
这不能不使你想起“残余”一词。文字狱，正是中国的残余，有特色的残余。你只是不清楚，历史的残余和革命的残余，区别究竟在哪里？而被称为“特色”的事情，为什么总是面目不清？
其实，文字狱问题，亦即言论自由问题，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个痼疾，是两千多年没有得到有效根治的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近百年的革命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类革命政党的首要目标之一，正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现代法治国家，从而保障言论自由，解决这一个历史问题。1946年的《共同纲领》，以多党合作，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为核心，集中反映了全民族的共同心声。1949年建政后，由于领袖的个人意志，代替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整体意志，改变了国家历史进程，使中国失去了三十年。直至今日，无数民族精英包括极少数共产党员，还在为言论自由而前仆后继，奋斗不息。其中不少人，仅仅为了思想和言论，走进牢狱。由此可见，文字狱，是现代化之敌。
文革结束后，吃够了人治和吏治苦头的中国共产党，在走了三十年弯路之后，终于决定走宪政之路。举法治之旗。1982年，在五四、七五、七八宪法基础上，制定了八二宪法。作为当时最大的全民共识和最高的法律权威，八二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同时规定，党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当年，立法机构以宪法形式与民立约，用总共134条的宪法法律，对政府权力进行了规范和限定。在人权保障方面，宪法以24条法律形式，专门规定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并通过四次修宪，不断强化提升。根据宪法制定的刑事法律和其它法律，对公民权利保障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其中关于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规定，明白无误，没有歧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加快了步伐。1998年，中国签署了两个人权国际公约。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2004年，人权首次入宪。2003年十六大，2013年十八大，都提出依宪行政，依法治国。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政治改革却没有相应的跟进。八九之后，政治改革完全停止，不能碰的敏感和红线，成为新的治国方式。由于政治与法治的关系存在诸多疑问和误区，更由于不怀疑不争论，从立法到司法，从理论到现实，出现大量的脱节和矛盾。有立法而无守法，导致法制建设虚化，法治环境恶化，政治改革和人权保障，红灯频频。在公民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权利的保障方面，更与现代化背道而驰。
立法必须守法，否则毫无意义。在言论领域，尤其如此。
首先，国家根本大法宪法，规定了相对完整的公民权利体系，其中著名的第35条，第41条专项规定，规定了公民言论自由权利，包括说“错”话的权利。刑法、刑诉法和其它相关法律法规，服从、补充、配合，而不是反对这一条宪法规定。只要认同法治中国，无论谁来领导，都必须遵守这一条宪法规定。
其次，关于犯罪。国家刑事法律以犯罪构成理论为核心，以刑法基本原则、刑事司法原则、刑事审判原则、定罪基本原则为基础，对罪与非罪，作出了原则性的、系统性的、不容分裂肢解的统一规定。刑事审判定罪有法可依。犯罪的基本特征，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刑法当罚性。犯罪的法定条件，是
犯罪构成。即构成犯罪的主客观要件，包括犯罪客体、客观要件；犯罪主体、主观要件。行为人的行为具备犯罪构成的事实特征，是认定犯罪的法定条件。
再次，具体到言论犯罪。在刑法法条中，以造谣和诽谤作为犯罪客观要件，这是犯罪认定的必要条件，真正严肃客观的庭审，必须尊重这一点。在事关言论罪的审理中，特别应该坚持罪刑法定，以犯罪构成的事实特征为依据，以刑事违法性为首要标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庭审理。审理法官应该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坚持罪刑法定、法前平等、罪刑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在庭审中，要坚持主客观统一原则，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坚持事实特征与本质特征的统一；本质特征与形式特征的统一；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的统一；坚持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的统一。审判时，必须遵守法定定罪原则，确保审判定罪的合法性、平等性、协调性、谦抑性。
在涉及言论犯罪的案件中，为维护司法人权，防止枉法审判，刑法特别制订了一系列排除性规定，明确了一般性言论如暴露思想的，发牢骚的，批评领导和政策的言论，不构成犯罪。只有言论而没有行为的，不构成犯罪。刑法十三条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而在即将开庭的浦案审理中，法制的健全、法治的质量、法院的水平、法官的良知，都将接受法的规定性的考验。
最后，作为已在现代国家中形成国际共识的《约翰内斯堡原则》，以言论是否引起“即刻而现实的危险”，来作为定罪依据，排除了以日常生活言论以及过往的言论构罪的可能性。在言论范围内，法学意义上的既往不究，早已成为现代法学通识。只有个别国家，至今还在以言定罪，甚至，以过往言论构罪。
综上可知，关于人权保障问题和言论犯罪问题，即使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也有清楚而明确的表述和刚性规定，并非无法可依。然而，近年来，在一系列政治性案件中，却很难体现出真正的司法公正，甚至程序正义，也得不到有效保证。在此类案件中，司法部门的权大于法，以言代法，有法不依，执法违法，已成蔓延之势，难以抑止。三十年的法治史早已证明，如果在司法部门以讲政治为名，搞人治为实，在国民之中制造敌人，实行政治迫害，不仅将破坏依法治国的既定国策，也必然影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个别理论单位和宣传部门，更以党抗法，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使之置于法律之上，使司法权力服从并依附于行政权力，硬把法治变人治。尤为恶劣者，央视“电视法庭” 变成刑事法庭，代行法律和法官职能，先判后审，不判也审，片面选择，颠覆认知，如湘江风雷激荡高潮高潮高潮迭起，把法律法规撕成碎片雪花遍地。
通观浦志强言论构罪案，《起诉书》在浦志强的个人微博中，抽出过往的三十六条微博言论，来提出控告，这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毫无法律上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即使在政治利益和社会效果上，也是得不偿失。在公诉人举证中，浦志强微博言论所涉及的问题，有政策建议，无恶意诽谤；有善意批评，无造谣生事；有现象评论，无攻击客体；有情绪宣泄，无主观恶意。即使文中对个别人个别事个别现象，有不当评论，也是浦志强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没有现实危险性，也没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可违法剥夺，公权干预。
浦志强博文涉及个人评论，如果当事人对博主言论有意见有情绪，应该是亲告案件，由当事人依法告诉处理，而不能由公权部门越权代理并提出公诉。而在关于民族政策的评论中，公诉人看不到其中博主的明明白白的焦虑和善意，反而翻转，穿凿，附会，妄测，活生生地拎出一个别有用心，来代替当事人的本意，还要拿来构罪，这真是一个司法奇迹。如此一桩客体模糊，客观要件为纯粹言论的所谓敏感案件，却要强拉国家法律为其背书，实为中国法律之耻！
公诉机关对浦志强的控告，并无合理的法律依据，涉嫌违宪违法。反之，这一控告，已经在事实上背离了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背离了关于公民权利的两个国际公约；背离了关于互联网言论自由的相关协议；背离了国家领导人关于保障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批评建议权的政治承诺，同时，也背离了关于公平正义的公秩良俗和道德伦理。这是稍有法律常识的现代公民都能认识到的常识性问题，本来并不需要在此赘言。然而，作为执法部门的公检法的法律人，为什么要在职业上、专业上、技术上如此统一地，配合默契地犯下这一常识性的低级错误呢？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中国特色？还是中国法律被特色？
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基本特色，是市场化和法制化。前三十年，党政领导在政治上无法无天，恣意妄为；后三十年，各级政府在执政中体现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因此可以说，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是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历史分水岭。这是现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动摇不得，倒退不得。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最基本的国家和民族共识，进而由初级阶段的专政，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宪政，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民族复兴。
宪政问题，是现代国家治理和民族团结的基本共识。如果没有这个共识，如果谁要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专政对抗宪政，大搞所谓阶级斗争，国家的前景，可想而知。
以上所述，本为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在此却由一个曾经的刑案当事人，非专业人士来向司法部门和法官大人由衷诉说，向专业人员进行普法宣传教育，这不是很可笑吗？是的，这是可笑的。然而，当你看见这个可笑的现象，想到这一现象的原因，想到浦案的成因，想到法治的环境，你能笑得起来吗？你只有叹息。
无论什么样的时代，无论什么样的经济奇迹，如果存在言论罪和文字狱，如果还有因为思想和言论而坐牢的政治犯，这样的社会，不可能自信。无须抹黑，事实不证自明。信息时代的道路以目，不可能成为中国好风景。个别人的指鹿为马，终将害人害己。
在严格的意义上，浦志强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执业律师。他是一个大律师，因为他来自历史。浦律本科是历史系出身，读研是法律史。正是在读研时期，他成为献身社会的广场之子。这段经历和后来二十多年的社会变迁，铸就了他的大历史人格。他为改善这个国家而受苦受难。他可能感动不了肉食者的“中国”，他却感动了亿万中国人，感动了世界。他的受审，就是国家颁发给他的官方证明。他以肉身走进司法史，以慈善之心走进历史，他应该感谢谁吗？
一场世纪审判，即将进行。是“志强回家，法律归位”，还是“律师坐牢，法治倒地”？无论结局如何，浦案在司法史上，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近年来，由于认识和利益问题的不确定，甚至尖锐对立，导致各种矛盾交织，利益纷争，局面混乱。在司法公正方面，有进有退。司法的进步固然振奋人心，但某些方面的倒退，却更令人寒心。仅从浦案、高案、唐案等言论案可以看出，在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权利方面，出现了大面积倒退。这种退步，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商业违约毁约行为，十分类似。而在立法司法上的违约毁约，无异于启动自毁程序的政治冒险，这种冒险可能导致改革开放的法治成果前功尽弃，甚至归零。中国传统的治乱循环，也许将重新开始。
从秦政到清朝，从民国到新国，从一元王朝到二元语系，从全民体制到一国两制，从一个政党到两个阶级，从官僚政治到警察治国，恶狠狠和软绵绵，如同兄弟演戏。看得太多，进而无语。
前所未有的奔跑，前所未有的撕裂，前所未有的失落，前所未有的自信！掉队你不能骂人，跌倒你不能哭泣，输家你不准下桌，赢家要跑？那也不行。胜利者书写的历史，B面都是羞耻。.看得太多，进而无语。
为什么，你的正，对我是负的，我的正，对你也是负的？如果任由屁股指挥脑袋，任由拳头命令脑袋，你我的人生，只能成为一场赌博，一场零和游戏。
这是谁的丛林？官民为何对立？看得太多，进而无语。
不看那么多，行不？可你不怕绞肉机，只怕洗脑机。你不是超人，当然也会恐惧，但你更恐惧精神残疾。所以你只有叹息。叹历史之痛，息入世之心。
2015年6月某日首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