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劳工NGO案:如何正确学习朝廷刊发的工运教材


文/江津的梅菲斯特

在政府打击了多个工运NGO之后,新华社终于刊发了官方表态《新华社:广东警方打掉维权组织拘7人,主犯被称“工运之星”_一号专案_澎湃新闻-The Paper》
语言措辞上虽然是抹黑,但是一名优秀的缓则不能仅仅为此义愤填膺,更要拨开表面的叙述,看到其中的事实——一份优秀的工运教材,把经验和教训都事无巨细地写了出来。为了正确学习新华社刊发的工运教材,笔者将文章做了以下梳理,具体如下。
一、基层的社会环境
警方调查却显示出完全不同的经历:曾飞洋连名字都是假的。他真名曾庆辉,广东南雄人,在广州读中专时因嫖娼被学校开除;回到原籍后,以自己的城市户口为条件,与一名叫曾飞洋的农业户口同乡对换身份,并以曾飞洋的身份参加高考,此后一直冒用曾飞洋的姓名(为便于表述,下文继续称其“曾飞洋”)
广东之所以会成为大陆社运的中心,从这则叙述可以管窥一二。基层真空在大陆每个地方都有所表现,但在广东则尤为明显。天高皇帝远,广东的农村充斥着发达的宗族势力,广东的城市基层则是披着官府皮的黑社会。
2012年8月23日报道:深圳“城管外包”存废之争-中国青年报
 http://zqb.cyol.com/html/2012-08/23/nw.D110000zgqnb_20120823_2-11.htm
曾经的“革命烈士”,后来被查出是涉黑团伙的骨干成员,由此,深圳试行多年的“城管服务外包”也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去年9月,深圳市城管协管员龚波与摊贩赵某强发生冲突被刺身亡,其所在的城管外包公司为其申报“革命烈士”称号。半个多月前,深圳警方调查发现,龚波竟是带有黑社会犯罪性质团伙的骨干,长期借城管之名向管辖区内的商贩收取“保护费”。
广东制毒村贩毒屡禁不止 两任派出所长被拉下水_新闻_腾讯网 http://news.qq.com/a/20150102/009605.htm
2013年12月底,广东出动三千多警力清剿汕尾陆丰市博社村,查获冰毒成品近3吨。当地涉毒人员私藏枪支、手雷暴力抗法,村内两成以上家庭直接或参股制贩毒活动。
三千多警力围剿一个村。村内两成以上家庭直接或参股制毒贩毒活动,被围剿对象有枪有手雷。呵呵,真不是在说巴西的制毒贩毒贫民窟吗?

二、为何此时出手
笔者最近正好在做期货,让我们看一下最近两年煤焦钢矿产业的行情:

上图是铁矿石期货,从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两年跌了三倍不止。这就是实体经济的现状。
近年,世界各国钢铁产量排名如下表所示:

从公开数据来看,中国仅河北钢铁集团(由唐钢集团、邯钢集团合并而成)一家,其产量(四千万吨)就与世界排名第七的德国相当,相比于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也超过其三分之一。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河北省粗钢产量1.85亿吨,同比2013年下降0.60%
但请注意,河北瞒报的钢铁产量也达到了五千万吨以上。
河北瞒报钢产量5000万吨 国务院要求调查无结果 | 证券网 http://www.capitalweek.com.cn/2012-09-05/167186551.html.
今年(2012年)8月12日经济日报头版文章《开启经济强省新征程》中有一句话证实了河北省瞒报产钢量,“比如,河北钢铁产量已达2亿多吨,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这意味着,河北省有近5000万吨产钢量没有上报。
即,世界钢产量第一名是中国(不包括河北省),第二名是中国河北省,第三名才是日本。
其从业人口更是恐怖,河北钢铁集团自称在册员工十四万人。在第十一届蓝厅论坛上,河北省省长提到钢铁业为河北“吸纳直接就业40多万人,间接就业100多万人”。
文字直播:”国际产能合作·聚焦河北”蓝厅论坛 – 新闻 – 国际在线
http://gb.cri.cn/42071/2015/04/27/107s4944442.htm
巨量而密集在首都周围的从业人口意味着巨大的维稳压力。因此之前作为“落后产能”的煤钢产业链国企靠着行政命令硬撑、靠着借新债还旧债吊命,已经把窟窿弄得越来越大,现在政府无奈之下选择“壮士断腕”,明确表态“严控产能过剩行业投资”。
《国务院常务会议:严控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华尔街见闻)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27229
《国资委拟成立新投资公司 处理矿业国企坏账》(华尔街见闻):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步入漫漫熊途,全球矿商都在经历全所未有的寒冬。过去数年大跃进似的增产能使得如今面临巨大的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中小矿企破产重组是唯一的选择——只有足够的矿企关门才能可能阻挡价格的下跌。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27230
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导致利润率下滑,投资渠道匮乏,使得P2P、高利贷畸形繁荣,且P2P每年都非常稳定地在10月、11月出现“跑路潮”。近期的“e租宝”、泛亚事件,仅仅是一个缩影。
公开数据显示,“e租宝”总投资人数已经近百万人。根据银率网发布的信息,11月问题平台数量总数则达到82家,环比上涨60.8%,其中“跑路”平台数共64家,环比上月激增433%。近三年,跑路的P2P已经超过千家,而仅有4家有判决结果。累积的不满人口有多少,大家可以算算。
3年内超千家P2P平台跑路 仅4家有判决结果问题平台爆发_新华网四川频道

最近朝廷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与最高法院联网,这是真怕了,动辄万人进京上访。

实体经济“壮士断腕“必然引发下岗潮,P2P集中跑路引发中产阶级破产潮,互相叠加。而且中产住在首都等一线城市,煤钢产业链就在首都附近(胡温时期完成了重工业从东北到华北的转移)。经济的动荡转化为政治的不稳定,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这轮镇压,仅仅是提前做一些预演而已。
广东的工运NGO由于区位因素,不仅比较发达而且有较多机会获得境外资金,更进一步刺激了朝廷的神经。
去年6月一则题为《专家:港独黑手是美国 中国人勿被洗脑当炮灰- 新闻 – 国际在线》的报道透露了“国安委正部署摸底境外NGO在中国的活动”。这场摸底行动绵延至今,便是对各地NGO的集体抓捕。由于这些抓捕行动根本上是对颜色革命的恐惧,因此只要涉及到境外资金或者财务问题都会遭殃。
三、标准流程
新华社这篇文章是这样说的:

似乎是怕缓则们还不能够领会精髓,该文作者如恨不得手把手教学一般,将细节一一呈现。
(一)宣传技巧
罢工刚开始,一些境外媒体、网站第一时间就登出大篇幅文字和图片报道,持续进行恶意炒作,矛头直指地方政府。
警方查明,每次维权活动中,汤欢兴都按要求整理出文字报道和照片交给曾飞洋。曾飞洋迅速把文字照片提供给境外媒体,并频频接受采访,主动“爆料”各种“负面信息”
曾飞洋想方设法地在媒体上频频亮相、接受采访,名气飞速积攒,为他带来众多追随者。
(二)取得信任
“2014年8月份,我们工人因社保、公积金等问题与工厂发生经济纠纷,这时候工厂里就出现了曾飞洋的名片,说他们帮工人维权不用钱。”工人代表高某某说。
工人们开始与曾飞洋接触,对其第一印象相当不错——“温和、善良”。曾飞洋免费提供培训,帮工人们了解法律法规,请工人们吃饭,还出钱组织活动和安排旅游;同时,要求工人选出代表,由“服务部”与工人代表联系,再通过工人代表组织工人进行维权,并要求工人们出资成立“团结基金”。
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革命首先是请客吃饭:
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长三、板凳),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因为,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老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
——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8.18
(三)发展和培训骨干
随后,曾飞洋对工人进一步培训,播放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工人罢工的视频,讲解罢工维权成功的案例,反复鼓励大家一定要通过罢工维护权益。
除了采取各种手段把自己从“服务者”变成“主导者”以掌握“领导权”,曾飞洋也在不断扩充势力,先后在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等地发展“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等多家分支机构,举办所谓“工人领袖研习班”。曾飞洋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称,“服务部”已成为中国劳工NGO的“黄埔军校”。
(四)动员和打气
 “曾飞洋经常跟我们说,工人维权通过政府的途径太慢,不会成功,只有听从服务部的安排,把事情搞大给工厂压力,才会成功。”高某某说。
工人代表王某因为害怕,提出不想做代表。曾飞洋鼓励王某“要大胆,不要怕,如果给抓了,服务部会安排律师免费帮工人打官司,会召集工人去派出所‘要人’”。
一些罢工现场的视频画面显示,曾飞洋组织带领工人们高呼口号,不断煽动工人情绪,把现场的气氛引向狂热。
四、资金运作
境外组织一般先把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曾飞洋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转入自己的境内账户。经初步查实,2008年以来,仅其中两个银行账户接受的境外资金就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说实话,这点钱跟当年共产国际撒给TG的卢布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每插手一起劳工纠纷,曾飞洋在劳工维权界的地位和声望就更大,骗取工人们对他的信任就更深,换取境外组织资助他的筹码就更重
但仅仅依靠金卢布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拥有自己造血的能力。平时积攒工会会费,罢工时成为罢工补贴,是各国工会的通行做法。
同时,要求工人选出代表,由“服务部”与工人代表联系,再通过工人代表组织工人进行维权,并要求工人们出资成立“团结基金”。
同时,在每次罢工中,曾飞洋也会找工人们收“份子钱”。
五、教训一:经济斗争的瓶颈
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接受过其“帮助”的工人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利益呢?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人在事后大呼上当——虽然得到一些补偿,却因工厂受罢工影响、无法承担巨额债务倒闭而失业,失去稳定经济来源
经济斗争是向资本家讨钱,这就决定了经济斗争的前提和底线是与资本家共存。拥有形式民主和政治自由的那些国家,工会斗争也逐渐与资本主义体制相结合,成为事实上的资本主义泄压阀,这有其必然性。
TG当年搞工运的时候,也遇到过相似的尴尬,一旦罢工导致失业,便经常来党部和工会闹事,如下图: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
六、教训二:如何处理内部矛盾
经济斗争与政治目标之间不能天然做到无缝衔接,势必出现“见好就收”和“扩大影响”之间的诉求矛盾。这次事件,主要的举报者就来自于这个NGO和罢工队伍中的自己人,可以说便是没处理好这种矛盾的表现。
更出人意料的是,就在罢工期间,几名曾经参与罢工的工人代表主动联系公安机关,“要反映罢工内幕”。
在此期间,工人代表们却觉得越来越不对劲。“我们认为他的组织有问题,要我们用激进的方式维权,把我们推到风口浪尖上,借助罢工的影响把事情闹大,还要拍照上网。”高某某说,代表们没有按照曾的意思去做,便开始遭到排斥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服务部突然在19日连夜组织召开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宣布把我们罢免,选出听他们话的新代表。”另一名工人代表李某某说。
令高某某、李某某等人愤怒的是,曾飞洋为了“拿下”他们竟然不惜造谣惑众。“污蔑我们收了工厂老板的钱,让工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仇人似的。这些谣言都是服务部的人开会时说的,之后一个传一个地传开,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罢免我们。”李某某说。
信息时代以前的工运,为了效率,的确有很多简单粗暴的阴暗面,但是在信息时代,这么做就是在牺牲自己的信誉。
七、教训三:如何驾驭工人领袖
这次事件,朝廷一反常态地表现出超常的政治自信,把各种细节报道出来,说明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屁股的确不干净的,抓紧晒出来。虽然在舆论上,由于朝廷的公信力尽失,没多少群众会信这些,但是现实的问题却是存在的。
现任会计蒙某也证实曾飞洋多次指使虚开票据充账,骗取境外资金。“曾飞洋给我多少单据,我就录入多少单据,但有的单据是没有签名的。”
蔡娇透露,自己从始至终都没有与“服务部”签订劳动合同,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员工还被拖欠社保。为此,蔡娇将曾飞洋告上法院并胜诉。
曾飞洋标榜自己为公益人士,生活清贫不求财,月工资只有几千元,服务部举步维艰。但据警方查明,他通过多次取款、第三方平台支付等方式,将境外给他的资金大部分据为己有;曾飞洋不但给自己买了汽车,而且购置2套位于市中心的房产;其中一套放在妻弟的名下,再高价租给“服务部”,套取境外的更多资金
另有与曾飞洋共过事的人向警方举报,曾飞洋多次截留、克扣工厂发给工人们的补偿款,将其装入个人腰包。
组织和群众被工人领袖所阻隔,工人领袖上下其手,对经费“揩油”等等,这种问题TG的历史上也有许多,并不稀奇。

八、展望未来
新华社等媒体刊登这篇文章,使工运重新回到舆论的关注中。曾飞洋等想方设法上媒体都没达到的宣传效果,新华社一篇稿子达到了。考虑到政府的公信力,文章中许多下三路的人身攻击,反而会让人联想倒近年许多公知大V相似的被捕理由,而产生厌恶感。对于主要当事人,则会进一步提高政治地位的效果。
天高皇帝远,这既是广东社运的优势,也是其劣势,意味着难以对统治中心产生冲击。当代中国54%以上的城市化率,意味着农村包围城市的边缘化战略越来越不适应中国国情。一名优秀的缓则必须考虑在四环/外环内基本没有工厂的特大型城市如何做群众工作。
目前看来,冀东地区明年年中之前会有一波钢铁产业的下岗潮,且距离首都这么近,原本是大有可为的,但是左派的线下力量整体上不在华北。
此外经费问题永远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则案例中,提到了境外资金,提到了“份子钱”,但没有提到钱生钱的基金化资产运作,依然是自我造血能力不足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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