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那就蜷伏于墙角。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曼德拉
他叫曾飞洋，生于1974年12月21日，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先后在司法局和律师事务所工作，后投身于劳工类公益机构，并担任广东番禺打工族服务部总干事，倡导依法进行集体谈判化解劳资矛盾，先后为各地工友讨回千万元以上合法权益。
昨天是2015年12月21日，是他41岁生日，只是很不幸，他将要在自己祖国的看守所里度过，因为至今律师仍未被允许与他会见，我们仍无法确认他被关押在哪一个看守所，他现在处境如何，是否平安健康，是否遭遇刑讯逼供，这一切都无从得知。
今天是2015年12月22日，当我们在这个谐音”要爱”的冬至日里，谨小慎微地在街头做着诸如“送口罩”“义卖苹果”等无利益冲突的“慈善公益”活动时，他却因替工友维权而被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污名化。在法院没有任何判决情况下，作为官媒的新华社行文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追溯到他读书时嫖娼，现有8名情人的地步，试图将一个曾经媒体眼中的“年度公益人物”打入道德冷宫。
他是在2015年12月3日被警方带走的，从此被迫与他的家人分别。当时多家劳工类公益机构负责人、员工、志愿者、工友等均被带走，总人数超过25人，有的人被释放，但有的人仍处于被关押中。
当我获知他被捕的消息后，内心不免有些悲凉，因为这些年来我们身边那些走在法治前列的公益人总是莫名其妙地被拘捕，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要为某一个身陷囹吾的公益人的遭遇转发呼吁或捐款救助，甚至最后连我们自己都有些疲于奔命，但似乎我们的政府从未想过克制或收手。
当我在今夜看到国家通讯社无所不用其极的对他进行污名化处理时，我的内心不免生出无限的悲愤来，看到他和更多的朋友受难，处于对黑暗力量的恐惧和对家人安全的担忧，我甚至只能以匿名的形式默默地为他们做点记录。正如电影《V字仇杀队》里的平民，怒气在我心中已经不断淤积使我难以呼吸。
新华社的污名稿发出后，一些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予以转载，如果不出所料，评论将是齐涮涮地代表民族代表国家代表正义对被污名化的飞洋进行再次审判。中国政府拥有世界上最成体系的网络志愿者组织，可以通过组织系统在网上引导舆情向“正能量”聚集，而真相则慢慢地被淹没其中。
诚如屠夫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街面上杀牛，周围都是或麻木或安排好的看客，唯有拴在另外一旁的小牛在默默地流泪，小牛的泪光里折射的正是那些卑微的看客，以及丑陋的屠夫。小牛的心在滴血，恨不能挣脱缰绳将眼前这世界猛烈地冲撞再冲撞，以便可以不用在充满血腥味的世界里呼吸。
是的，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14年12月26日上午，飞洋即在自己的办公室被四个陌生的彪形大汉公开殴打，致使飞洋的眼镜被打坏，右颧骨附近也有伤痕，在有视频监控的情况下，警察至今未能查出施暴者。而在中国，劳工类公益组织负责人受到的暴力打压事件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从青岛小陈热线办公室被打砸、工作人员受伤，到深圳打工者中心黄庆男被砍伤导致残疾，到小小草办公室被打砸，到中山打工族服务部金石长被资方保安殴打并被暴力逼出广东，到浙江永康小小鱼机构被打砸、负责人黄才根深夜被暴徒打伤，到深圳春风服务部张治儒被迫不断搬迁、车辆被破坏、多次受到电话恐哧，很显然，某些违法乃至黑恶势力对劳工机构的打压力度在不断升级，打压方式不断倾向暴力化，许多公益从业者只能含泪离开。
飞洋心里很清楚，与动物保护、助残扶贫、乡村建设、母亲水窖等类别的公益组织相比，政府对劳工类公益组织更是心存顾虑。尽管后者为政府解决了很多问题，疏导了外来工生活中的压抑和情绪，落实了法律规定的工友本应获得的权益，但政府总是站在企业主一边，总是担心工友依法维权特别是学会了集体谈判技能后会引发群体性事件。所以劳工类公益组织在国内几乎无法注册，而只能以公司或个体的形式存在。飞洋甚至无奈地指出，劳工类公益组织未来能走多远，主要的阻力来自于政府和企业。
事实上，飞洋并非这个叫做广东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公益机构的创始人，政府部门的忌惮，经济的窘迫，身份的尴尬等困难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其创始人廖晓峰的离开，而他却选择了留下来。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当初留下来并且坚持到现在，他说，只因为自己内心的不忍。是啊，面对打工者的工伤惨状，面对打工者的工资被拖欠，面对企业的强势和政府的缺位，他怎么可以扭过头去视而不见。
2014年7月17日早上5点48分，深圳哥士比公司的女工周建容因参加集体维权被单位开除，她不堪受辱在公司跳楼身亡，以生命捍卫自己劳动的尊严。这一天被称为“中国劳工受难日”。飞洋说，一个周建容的自杀抗争已经足够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无数这样的生命汇聚在一起，一定能够改变这个不公平的世界！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飞洋感慨地说，“我们机构的创始人廖晓峰在内心始终缺少一份坚持”，但是后来他慢慢地理解了对方的不易。因为坚持就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代价，飞洋回忆最艰难的时候说，“我们5个人，全天伙食费控制在15元以内。就是买点豆腐、青菜回来自己煮。”尽管如此，这个的公益机构每月仍要支出5000元左右，收入平均却只有3000多元，飞洋每月要从此前的个人积蓄里拿出2000元来填这个“窟窿”。
缺吃少穿并不是最让人心酸的，遭人殴打也不是最让人心酸的，最心酸的其实是政府骨子里的偏见。在政府眼中，凡大陆以外，包括香港澳门都是其心必异的境外，存在各种各样的敌对势力。任何公益机构接受境外组织的公益资金支持，政府则随时可以挥起国家安全大棒对其进行污名打压。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大陆许多官方的学校或部门却可以堂而皇之以接受包括被他们视为“洪水猛兽”般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去修高楼或做培训，我就在想，作为参与其中的个体难道你们就不会被所谓的“境外势力”影响或异化吗？
依法治国作为执政党的口号喊了许多年，许多弱势群体至今无法得到法律应有的庇护，公平与正义似乎总是那么遥遥无期。以劳资纠纷为例，许多事情本应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履职，但是在劳工问题上我们却看不到工会的实际努力。原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李永海很早就认识到，“党领导的工会如果长期不起作用，那么非党领导的工会必然出现，就是第二工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的东西。工人的利益需要有人来代表的，你不能代表，我就要找其他东西来代表了，我就找同乡会去了，我们10个人就联合起来，选你当头，你代表我们去反映这个问题去，你领我们上街去。”但是，很可惜认识到本就很难，要做到于共产党人而言就更是不易。
我的母亲自今年开始来省城打工，为了在城里多挣钱好给二儿子盖房娶媳妇，她不顾自己身体有病，干完火锅店的工作后，还要利用早上时间在早餐店打第二份工，并且在下班后上街捡矿泉水瓶子卖，但是火锅店老板一夜蒸发，她和一起打工的众多工友即被拖欠两三个月的工资，她们去人社局却被推诿，至今无法获知失联的火锅店老板相关信息。作为母亲的儿子，我特别能够理解母亲走出人社局那一刻流下的眼泪，也能够理解飞洋所做工作背后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一种空洞的阐释，而是牵扯到无数个体家庭的生计，因此无论是鞋厂流水线上的员工还是扫马路的清洁工，在心底都很感谢他。因为没有飞洋，打工者被拖欠的工资和被漏缴的五险一金在政府的不作为下则永无讨回的可能。
但天底下有千千万万的需要帮助的工友，飞洋帮的过来吗？于是飞洋开始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试图探索法治框架下通过集体谈判解决劳资纠纷的可能性，即在劳工类公益组织的推动下，在专业律师的支持和地方工会的协调下，为工人集体维权行动提供指导，促成劳资双方谈判解决争议。在西方，罢工一般是在集体谈判后破裂后，作为不得已的手段。但在中国，集体谈判机制缺失，工人被委身于资方的“黄色工会”代表，工人表达不满的第一步往往就是罢工。飞洋认为只有促进集体谈判机制的启动，才能使工人真正成为工厂的一份子，才可以成功地化解劳资矛盾。
飞洋所做的许多探索得到了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可，同时他也积极地参与到国家立法的讨论当中。2013年9月6日，就《劳务派遣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之际，他就劳务派遣的规制和劳动法律的执行问题联合24家公益机构和103名打工者向人社部发出意见书，建议人社部应该将工作重点确定在推行传统的、稳定的劳动合同用工制度上来，加快调研、起草集体谈判制度立法草案的速度，使集体谈判制度尽快通过立法确立为劳动关系调整的基本制度。而这一过程，也是劳务派遣用工制度淡出劳动关系舞台的过程。
当然飞洋做的这些工作都是公开透明的，他们每一次协助工友开展集体谈判都会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发布最新的进展，以求和政府及企业沟通互动力促劳资问题的顺利解决。飞洋在许多场合都公开指出，“现在做事情会更多地考虑进退适度，不能过激。把握政府底线的同时，也要迁就农民工群体意识发展的步伐，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他们支持，而不是自己跑在前面搞运动喊口号，煽动他们做什么。群体性事件那是更加不能搞的。”
他是一个相对温和的公益人，但是企业主却动辄在劳资矛盾中轻易地引入警力，最终将一个企业的劳资矛盾激化为群体性事件，变成工人与上级工会，与地方政府的冲突。企业主不反思自己是否违反了劳动法，却将群体性事件的责任推给公益组织。这不但破坏了政府的信誉和形象，而且也加大了政府和工会处理问题的难度。它在降低了资方的违法成本的同时，迫使地方政府为资方违法行为“买单”，加重了政府和工会的人员与财政负担。
飞洋有一个梦想，他认为劳工类公益组织是适应历史潮流、满足数以亿计的劳工维护合法权益、争取合理权益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社会公益组织，尽管生存环境极为艰难，但秉持公义，恪守法律，不辞劳苦，奔走呼号，这些年来为劳工权益和社会稳定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不求得到荣耀和嘉奖，但求确保人身安全和起码的工作条件。
前不久共产党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其中要求：积极推动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就调整和规范劳动关系等重要决策事项进行集体协商。逐步完善以劳动行政部门、工会组织、企业组织为代表的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飞洋也曾说“看，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我有什么理由不充满信心，不坚持下去呢。”甚至对于政府有可能的“招安”计划，他也不介意。他说，“只要不完全剥夺公益组织的独立性，我不介意工会来领导。”
但这终归只是一个“中国梦”而已，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高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口号下，一方面成批地打压有公民社会诉求的维权律师，一方面成批地打压有人民社会诉求的毛派骨干。无论他们的观点偏左还是偏右，都不能见容于当权派。他们所推进的全面依法治国方略，试图在反腐败的层面上挽回失去的民心，但显然只希望依赖小组制高度集权下的改革路径，其余的人则就只能先做梦去吧。
我最后一次见他实在广州，当时我们都感受到大环境的变化，连南方的夜里也有了丝丝的寒意。我说，你要保重自己，你要记得你还有妻子和孩子，他们还要等你回去。飞洋说，不会出什么事的，我会一直和工人们站在一起。都是做公益的，允许别人救猫救狗，就不允许我帮助一下工人，那是活生生的人啊。我知道他的不忍心，只能嘱咐他保重。当然我也能理解飞洋在被捕后，他曾经共同工作过的个别同事对他的抛弃，包括对飞洋所谓罪行的“指正”，利益诱惑或暴力威逼是这些人无法抵抗的。这让我想起了2009年8月19日发生在西安的赵东民事件，赵东民作为一个毛派主义者，他没有选择与工人们一起堵路，更没有其他的静坐游行示威等行为，而是选择了和平的依法抗争的形式。他与工人兄弟一道并肩奋斗，而没有任何实际利益可图，也没有什么境外资金支持，但是他依然满腔热忱去为工人代言。赵东民坚信党的领导，他认为让工人组织起来，依法罢免工会中不作为的工作人员，实现工人阶级主宰工会，是维工农当家作主之权，也正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可惜赵东民仍然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批捕，当初的工人们多数如鸟兽散，再没有一两个敢出来为赵东民争取他本应有的自由，但好在并没有人落井下石，最终赵东民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期三年，最终落得妻死家破。
这似乎是一个黑白难以区分的世界，当权者人人都喊着某种主义和某种方略，但是却没有几个人发自心底的去信仰它。诚如几个人在监狱相遇，彼此相问入狱的理由，一个人说，我是因为支持领袖的观点而入狱。一个人说，我是因为反对领袖的观点而入狱。只听见第三个人说，我因为什么都没有说而入狱。也许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这般吊诡。
但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底都有良知在，虽然我们不敢或不能公开站出来表达对飞洋们的敬意，但是我们的愤怒会在自己心底掀起波澜，当这些波澜汇聚成海时，可以让为善者心安，可以让作恶者胆寒！让我们记住那些过去被殴打过的劳工类公益机构骨干黄庆男、金石长、黄才根、张治儒、曾飞洋！让我们记住今天仍然被拘留的劳工类公益机构骨干曾飞洋、孟晗、汤欢兴、朱小梅、彭家勇、邓小明、何晓波。他们曾经和现在所受过的苦难，是为我们在外打工的兄弟姐妹受难，也是为我们在风雨中飘摇的祖国母亲受难。让我们记住那个借国家公器开展舆论审判并比法院还管的还宽的国家通讯社，以及在新华社写过许多篇污名稿的记者邹伟。
犹记国共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曾公开发稿谈及共匪这一红色组织共产共妻，共产党觉得那是国民党对自己崇高信仰的污名化，并希望他的民主党派朋友们相信自己的清白。时光流转到现在的时代，看过了电视上太多的刑讯逼供的真实案例，也听我的一个女性朋友谈他在看守所被侮辱欺凌的真实经历，于是对于国家机器和官方媒体总是抱着一股深深地恐惧感，前者可以屈打成招，后者可以指鹿为马。甚至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假如有一天我也被拘留或逮捕，而前来审讯我的也正是我曾经在公安学院的大学同学，我们都是所谓的中共党员，在他面前我应该保持怎么样一种昂扬不屈的姿态。如果有一天新华社说我嫖娼，我希望我的朋友们，你们仍然要相信我的清白。
一个人的被捕或者一个组织被关闭，并不能将熊熊燃烧的地火浇灭。据不完全统计，仅2014年大陆有记录的罢工就有1378起，较2013年多出一倍，且规模也愈来愈大，而2015年的数字尚在不断更新中。
有人对我说，冬天这么冷，你还是穿上羽绒服，莫让雨露打湿了你的翅膀。我在想，这么大的雾霾，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要飞过，我一直在等。
2015年12月22日，冬至日，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完）
来源：杨一兰 校园情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