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说，要趁晓波不在，都念叨念叨他；这几天，也总有朋友打听他的八卦，说网络上，没有完整的何晓波。
我想，要聊晓波，怎么也不能缺了我。只是，我对时间这个神奇的事物实在不敏感，每次被问到年龄都得先算算，还给搞计划生育的写错过结婚时间。所以，我的记叙里，可能只说事，不会有太多“时间”。
我们是在一次“全国劳工NGO交流会”上认识的，地点北京，时间大约在冬季。那时候，我刚在“宣记”入职不久，试用期未结束，没想过出差学习的申请能通过，更没想过，会因此认识晓波。
交流会上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机构分享，我当时只认识我同事、只知道“宣记”和主办机构是谁，可能是大家的分享对新人来说抽象了点，大部分我都没什么印象。但晓波分享的内容，我至今还有记忆：他自己、妻子工伤后抛妻弃子的丈夫、他救下的欲跳楼的工伤女工（好吧，晓波，很抱歉，我想你当时一定是在论证什么，只是现在我只记得案例了）…
那是很好的第一印象，我觉得他风趣、做的事情实在、说话大胆、傻…只是我只记得他的手，没记住他的脸和名字。
我们之间的第一句搭讪，他拍了拍我：“哎～你怎么那么瘦？”我没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没有答案。但从那以后，我知道他一直坐在我后面。于是，我发现了他很多优点：他会讲所有人避而不谈的话题、精力充沛、嗓门大、声音好听、普通话标准（相对而言）、傻（除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其他几个可忽略不计?）。
我不喜欢扎堆，即使在人群里都会刻意边缘化自己；他跟全世界都自来熟，再大的圈子都能混成核心。可那几天，他常常都在我身边，给我讲做饭老汉的故事、带我偷玉米…
他让我误会他比我还小一岁；装作很随意，但明明很在意地问我是不是广西的。我有点失落，我一直认为我会和一个大一轮的男人结婚，所以在某天知道他真实年龄时，一点儿都不夸张，我真的很开心；我告诉他我是河北的，他眼睛闪过一道光，后来才知，他的前妻和前女友都是广西人，他也一样，心里装着“宿命”，他以为自己逃不出。
事实上，我们大相径庭的性格和喜好，中间还有他和前妻的女儿妞妞（妞妞看了不要多想呀，谁让他是我们共同的男人呢），让以后的相处也常常很累很无力，摩擦不断、无奈连连，但是我想他和我一样，心里很清楚，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分开，在我眼里，他就是家里的头，就是我的头，正如 父教导的那样。
说回当年，我们约会，要忍受他停不下来地接电话，我休息时到佛山找他，也要陪他工作，那时候他是一群志愿者环绕的光杆司令，机构就他一人。有一次，我和他、还有一位律师朋友去劳动局打印某工厂的工商登记材料，值班的帅哥推说他没有权限，要领导回来才行。我第一次看晓波和律师一唱一和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同人周旋，帅哥要顾及面子，最后答复请次日来取。是的，我也清晰地意识到，老百姓办事不仅需要掌握足够的法律知识，还要有策略，如果你都没有，很抱歉，或许只能尝试下耍赖皮了。哦，对了，这条不通，听说刑法修正案以后会把在政府机关帅赖皮规定为犯罪了。
后来，我被调到广州，我们的空间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但因为工作太忙太累，我并不太关心他的工作。只记得那段时间他在关注社会保险法，当时有中大两个研究生跟他一起制作各种宣传资料，貌似那是《社会保险法》实施前后，在以后的相处中我逐渐了解，晓波一直追随着时代脉搏，并能精确从中捡出和工友息息相关的信息。
我们曾一起参加怡雯的“应用戏剧导师工作坊”，我当时工作领域是流动儿童，我也一直以为自己很热衷于儿童工作，但在最后的戏剧创作中，我选择了晓波的工伤组，不为什么，只为我喜欢他。我清晰记得我们的教案是关于工伤工友情绪管理的，名叫“隐形的翅膀”，探讨工友遭受创伤后面临的各种情绪困境，包括自我认同、家庭关系、维权过程…演出过程中，很多工友失声痛哭，我很震撼，心里默默地说：哭吧，哭出来吧…
后来，晓波说，要把这场戏演出一百场，截至今日，唱出场次为：1。
在那之后，他和一位大学老师开展了一期关注女性工伤者的戏剧工作坊，我是那时候了解到工伤工友是如何在他那里得到心灵修复的，只有三个字—在一起。
有位志愿者对我说，他一直在想，晓波脾气那么差、办公室那么小、不温馨、不规范、乱七八糟，为什么工友们一进去就不想走，有时候赶还赶不走…他说，他觉得答案是那里让他们感到舒服，高大上的东西反而让他们不敢靠近。晓波貌似从来没有时间反思他的工作，所以，我们都只好“自己认为”，所以，我也认为他那个曾经十平米左右、如今被逼迁、小小破破的办公室里，有最懂工伤工友的东西，“被理解”绝对不是专业名词“共情”可以诠释的意义。
所以前几天，我接到她们电话，说她们可以随时过来解救晓波，只要我们说话，做什么都行。我心想，你们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平平安安。晓波在工作中传递出来的，不一直都是这个吗？
他关注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职业病民事赔偿，长达几年，并且得到了令他满意的结果。我是后来才摸清他的工作脉络。他有一些很有社会反思能力和社会使命感的媒体朋友，他每筹备一项工作前，都会先把媒体资源联络好，并且和他们达成共识，在具体服务中，再针对性地从求助工友中筛选适合的案例，持续地、形象地把一批人甩进历史的眼睛，向社会揭开那个仍然有改善空间的领域。我印象中，有一篇很大幅度的报道，说的是晓波在法庭上拍案而起，求法官判“败诉”，因为他们的案主身体撑不了多久了，如果再被拖下去，可能没有上诉的机会…晓波说，他们的努力，让他们在2012年（好像是这个时间）看到了结果，法庭支持了他们关于职业病民事赔偿的请求，他说，一个法院这样做了，其他法院也会，等着接下来的转变就好了…
他用同样的策略关注的另一个需求是“老年工伤”，因为这一块在法律中缺失，导致最难找工作、因此做着相对更不理想、更易遭受工伤的工作的老年工伤者权益难以获得保障。没错，他对他们工作的成效还算满意！
除了这些，在社会影响层面，我知道的还有各种调研、戏剧演出，很多我都有参与。他也曾尝试过研讨会和摄影展，不过都被叫停。
业内人士对晓波工作的评价都是“比较温和”，他一直希望把法律的理性带给工伤工友，因为他知道遭受创伤后的心理状态，他知道工友的利益不仅仅包括他们应得的赔偿，他更知道理性维权的意义，只有它才能让他们不要再次被伤害。
他没有参与、鼓励过工友群体事件（集体案件除外），没有教唆过工友偏激行为…相反，有工友和他商量罢工、堵路之类时，他一向很粗鲁地制止，很粗暴地分析后果…只是很遗憾，佛山不这么认为，任何一期群体事件，他们都会扯到他身上，好吧，我真的不敢说一个城市无知、自我感觉良好的文明是如何被造就的。我很想问问佛山，你们确定知道，晓波为你们的文明，拦下过多少你们眼中的事故吗？
我很幸运，能够为晓波工作。那一年，我在“宣记”的项目临近结束，我在“宣记”做得很累，除了服务对象外，一切都让我很累，我辞职前，本已联系好一家支教机构，决定去大山里和孩子们待上一段时间。没想到，晓波机构突然缺人，因为喜欢他，我只好留了下来，“宣记”前同事说，那是 神的意思，因为我之前去支教的决定，并没有得到晓波支持，只是随性而为。
过来之后我才进一步知道晓波的机构完全是放养状态，他几乎没有规范。我花了很多时间给他建立机构规则，你们一定知道都是无用功，他心里根本不当回事。好吧，我有时只能想，也许他是对的。他的机构做着别的机构不敢做的事情，自由自在，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吗？
只是，写到这里我就想抱怨，我的钱都被南飞雁套走了，我垫了那么多、那么多，每次垫完，当时那个同事都说句：“你自己找晓波报吧！”呃！
今天，我也很想在这里和大家探讨一下“社工”，因为最近我的家庭深陷困境，我有了更深的体会。
晓波曾经跟进过一个职业病个案，他和他妻子非常信任晓波，一直到他去世，南飞雁都有人陪伴，到现在，妻子每年都会来家做客一两次。专业的社工做不到，他们有各种理由和案主保持好那个很得体、很有分寸的距离。因为觉得自己不专业，曾经晓波也认为他只能给予这个家庭法律以及维权的支持，无法及心，于是，他为他们联系了专业医务社工，但得到案主的反馈是：她总是要跟我聊天，聊的那些我都不想说了，我只想睡觉。后来，晓波一直强调：“我们是最专业的！”呃！我说多了！原本我想发表下总结陈词，来回应“探讨”二字，我还是把自己打住吧，说多了都是“罪”！
写不下去了，我是想要文字温暖一些的！
我怎么就写不好我老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