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运动编辑员获悉2016年3月13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多名接种疫苗不良反应受害儿童的家长在北京为中国青年报义务提供多份中国青年报供市民阅览，并邀请大家阅读报道疫苗受害者经历的《被恶魔选中的家庭》一文，也以此感谢中国青年报对疫苗受害家庭的关注。下午2点多，免费读报活动进行约20分钟后，家长们被警察拦下，后被北京西长安街的派出所带走，派出所电话：010-66037424。被带走的家长有来自山西的易文龙，来自安徽的金玲，来自山东的史桂芹，来自黑龙江的杨丹，及正怀孕的裴雪（后被释放）。其他疫苗受害家长打电话给派出所后，警察称，被抓的人已经送到西城区看守所，所有人手机没收一个月。目前，尚没有律师介入。
相关家属联系电话 易文龙夫人任姬凤13703572625 史桂芹儿子张振兴18769848110
附 中国青年报 2016年02月16日原稿 《被恶魔选中的家庭：8岁儿童因接种疫苗致瘫》
2015年10月，王红军父子搬进了韩家庄子村的棚房。初到时，地上堆着砖头和动物粪便。本报记者 卢义杰/摄
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王红军家差点拿到的136万元补偿补助再次泡汤。
回到新疆霍城县韩家庄子的家中，他点上一根烟，一言不发。
儿子正趴在床上。掀开旧被子，尿味扑鼻而来，这个12岁少年臀部凹陷着4个烂坑，王红军比了比，最宽处能放进食指前两截。他摇了摇儿子的脚腕，一下，两下，还是动不了，只掉下几片脚丫的皮屑。
“2012年打完疫苗就高位截瘫了。”王红军轻轻合上被子，“3年多了，他没有站起来”。
事发当年，中国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中国疾控中心官员曾称，其中疫苗不良反应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到二。在日本，这种低概率、高痛苦的事，被比作“恶魔抽签”。
补偿补助成为“中签”家庭的唯一希望。二审法院撤销补偿补助，认为此事曾由县卫生局处理，所以“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县卫生局则建议王红军回法院申诉。
没有机构愿意认错。王红军像上了发条，每天重复着换洗尿布、要补偿，“一天一天这样过，一年一年这样过”。
2016年春节已过，他还没去成智利，家倒是被迫挪到了另一个村子
王红军的心事全藏在抽屉里。当地几乎夜不闭户，但这个堆满病历、鉴定书、接种本和法律文书的抽屉，是家里唯一上锁的地方。
2015年10月，王红军从40公里外的老家莫乎尔牧场搬到这里。韩家庄子村地处中国西部边境，北京时间上午10点多天才刚刚亮。
在老家，他有4间房、17亩葡萄地，年景最好的时候，净收入就有七八万元，“我和别人开玩笑，说我拿的是年薪”。
葡萄像王红军的人生晴雨表。刚开始种葡萄的时候，他结婚了，2004年除夕儿子出生。全家围在一起，都说这是“双喜临门”“全国都在庆祝”。“喆，两个吉，图个吉利。”他给儿子起名“小喆”。
葡萄大卖的2008年，王红军入手了一台联想电脑。他幻想，再过几年，自己就可以买车。一个福建商人还力邀他去智利，做海外葡萄生意。
转眼，2016年春节都过了，他没去成智利，倒是挪了个村子；他没买成车，出远门常要借一辆车龄10年以上的“大众”；他甚至不再种葡萄了，因为葡萄卖价从每公斤五六元一路跌到两三元，至今化肥钱还欠着。
2015年夏天，他与3个朋友改行养鸽子，地点在韩家庄子村两排废弃的棚房。
“现在鸽子才600只，一只能卖20多元。”他算了算，马上改口“还不能卖”，应该等规模再大一些，“今年是没法赚钱了”。
鸽子600多只，棚房合起来却有将近1000平方米，“空旷”得吓人。棚房以前是用来养牛的，镇上愿意免费借他们先用，鸽舍才选到了这里。
王红军父子住在鸽舍隔壁，尽管不知那间房是何来历。第一次到门前，防盗门猫眼用纱布堵着，门与墙两三厘米的缝隙塞进了黄乎乎的胶。一推门，几条蜘蛛丝粘在天花板上，地板堆着砖块、动物粪便，粪便都已经干了。
花了两天，他收拾出这30平方米的空间，搬进6件家具，稀稀落落地摆着。
原来爱“满村子转着玩”的小喆，这时已经下不了单人床了。他下身毫无知觉，每天要更换十来片尿不湿。尿液随时可能流出来，王红军准备了10条白毯子，每条夹在尿不湿与被单之间，防止“洪水”漫到其他地方。
“养鸽子不用到地里，我才能随时照顾小孩。”王红军指了指床头晒着的3条白毯子。
他自己的床尾放着一个直径近1米的铁盆，盛着淡黄色的水，“白毯子每天都要洗，每条要洗好几道，最后一道的水留着，下次再用”，因为“村里没有自来水，要省着点用”。
2012年还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小喆，常让父亲哭笑不得。现在，小喆开心的时候，王红军反而难过起来，“多好的娃啊，如果没出事，现在一定更开心”。
“好好的小孩，又没有什么病，突然整个腿没知觉，这谁能受得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疾病，速度这么快！”
2012年7月1日，没有任何征兆，王家被恶魔选中了。
这天中午12点，8岁的小喆在院子里玩沙子。突然，他倒下了，站起，走了几步，又倒了，这回站不起来了。陈女士听到喊声，赶紧把儿子抱回房间躺下，“一摸腿，没感觉”。
王红军和陈女士2011年已经离婚，原本，儿子是趁暑假到妈妈家生活几天。
“她给我打电话，说小孩病了，正送往伊犁州的医院。”收葡萄时节将近，王红军在地里绑枝条。他放下绳子就往车站赶。
在伊犁州，医生用小锤敲了敲小喆的膝盖。一锤，两锤，腿没反应。再摸摸肚子，还有知觉。
医生拿起黑色碳素笔，在小喆大腿处标了一道1厘米长的横线。每隔一段时间，医生用10厘米金属棒在小喆的皮肤划一划，重新标记没触觉的地方。
被抬进重症监护室的小喆，头疼、腹疼、背疼，但一拍片子，头颅、肝胆、双肾等器官完全正常。
“好好的小孩，又没有什么病，突然整个腿没知觉，这谁能受得了？我脑子里想很多，想怎么会这样子，我到处问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疾病，速度这么快！”想起当时的场面，王红军语无伦次。
陈女士也难过：“小孩是你的也是我的，我愿意让事情发生吗，我会不好好照顾吗？”
“他脸色苍白。我很难受。”王红军眼皮下垂，表情回到了那个“只能发呆，只能等”的夜晚。
他坐在门外，一刻也没有睡着，不时起身趴在监护室窗户上。他知道，其实这看不到什么。
天亮了，小喆体温由36.5摄氏度一路飙升到38度。他的咽部已经充血，大小便也失禁了。
横线开始移动，没知觉的地方上升了。医院下了第一份病危通知书，这距病发不到一天。
病历的用词一个比一个扎眼：“患儿在住院期间随时可能病情发展，出现呼吸肌麻痹，出现呼吸抑制，死亡可能。”
父母决定马上送儿子去乌鲁木齐。车主坚持人满才发车，王红军一咬牙，把全部座位都买了。
从此地去乌市将近10个小时。担心司机犯困，他们不断聊着天。司机问小孩怎么回事，谁也答不上来。后座上，小喆躺在妈妈身旁，插着尿管，直喊背疼。
7月3日早上5点8分，乌鲁木齐一家医院收治了小喆。
横线逐渐爬到肚脐以上了。家人又被塞了两张病危通知书。
“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吗？”医生问。陈女士答没有。王红军不知道医生为什么问这个。
熬过28天，横线终于停在了肋缘，与心脏只剩3根手指距离。医生告诉他们，孩子得了急性脊髓炎，现在病情稳定，“没什么可以治疗了，双腿只能做些康复训练。”
曾经的一家三口并不死心，他们继续飞往北京。小喆已经没法坐了，他下身没有知觉，好像悬空着，如果不牢牢撑住座位扶手，身子就会下滑。
王红军叹了口气，当时，积蓄差不多花光了，机票钱都是借的。
这个37岁的男人第一次离开新疆。对于首都，他现在只记得医院旁边有些使馆，还有各种肤色的外国人。而对于乌鲁木齐，他的印象停留在10年前，曾在那当保安、后厨帮忙的两年时光。
北京医生也确诊小喆患急性脊髓炎。他被问了同样的问题：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吗？
“没有啊。”王红军查了家人拍照传来的疫苗接种本，最近一次定格在2008年10月20日。
他所经历的，一些人早已经历了
留守新疆的家人帮忙卖了葡萄。这一年，全家收入五六万元。王红军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卖出好价钱了。
“疫苗”这个词在他心头挥之不去。回到村里，他去学校打听，果然，一个老师说，上学期期末学生接种过腮腺炎疫苗，一支20元。小喆的爷爷奶奶也想起，“孩子说过要交20元，但没说是干什么”。
2012年6月12日下午，这支由浙江卫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减毒活疫苗，顺着针筒缓缓流进了小喆体内。接种是霍城县政府组织的，据称采取“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
疫苗与孩子得病有没有关系？高中只读了一年的王红军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一年半，他掉进了这个医学漩涡。
拿到第一份“结论”是2013年5月，差两个月就是儿子病发一周年。这张抬头印着“伊犁州疾控中心异常反应调查组专家组合议结论”的纸，歪歪扭扭地手写了12行字，结论为“与‘腮腺炎疫苗接种’无关”。
王红军上网搜索资料，意外找到一个疫苗异常反应患儿家长的QQ群。群友来自贵州、湖南、山西等地。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两三百人。哎呀，现在有473人。”2016年1月，王红军翻着手机叫出声来。他屏蔽了大部分QQ群，只有这个群，还有一个医疗事故群，不断弹着消息。
他所经历的，一些家庭早已经历了。在公益志愿者、贵州家长苟先芬的印象里，几乎所有疾控中心都会先做鉴定，“结论多半是‘无关’‘偶合’”。
《南方都市报》也曾统计，接种疫苗后出现异常反应家庭，80%以上都被判定生病和疫苗无关。
“如果你认真写，真的‘无关’，我也认了。”今天提起那张“结论”，王红军还忍不住提高嗓门，“就12行字，把儿子基本情况、病情抄了一遍，什么分析也没有。”
活了快40年的他，突然连小孩日常姿势要怎么摆都不明白了。小喆早先躺着，但他很快发现，尿渍经常淤在皮肤上，而且躺着不能干别的事。
后来，王红军在小喆床边固定了两个扶手，让他抓住，撑起身子“坐”在床上，可没一会儿就背疼。他又给小喆配了轮椅，可没多久，屁股开始长起褥疮。
儿子最终卧着。每天醒来，他头一撇就可以看到电视。双肘撑起上身，还可以看书、吃饭。久而久之，这个胖乎乎的少年，肘磨出了茧。
“整个家都毁了！”他的心被扎了一下。儿子成绩一般，但未来，也有可能是一个大学生，是一个很有贡献的人，“谁说农村的孩子永远就在农村？”
5个月过去了，2013年10月，伊犁州医学会给了王红军第二份鉴定。这次有8页纸，他一页一页翻，末尾结论印着“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这回，轮到疫苗生产企业不同意了。隔了4个月，新疆医学会做了第三份鉴定，结论变成“不能排除异常反应”。
王红军拿起电话就问：“要么是异常反应，要么不是，什么是不能排除呢？”一个平静的男声答：“这是术语。”后来，又有人私下解释：“不能排除有关，意思就是有关。”
他相信地挂了电话。
QQ群继续有新家长入群，对话每次都在反复：鉴定是有关、无关、不能排除，还是偶合？小孩什么病，现在状况怎么样？王红军很少发言，“我不太懂”，他又对着报告琢磨，早知要接种这个疫苗，他肯定拒绝。
然而，谁都无法预料，“恶魔抽签”会不会抽到自家。
没有和王红军商量，卫生局直接对疫苗企业作出处理决定，补偿25万元
2014年3月，王红军找到了霍城县卫生局。他原以为，有了鉴定，事情会好办得多。
群里的一些家长暗暗觉得可能没这么顺利。
直到今天，王红军捏着霍城县卫生局两页纸的处理决定，依然一肚子怨气，“没有和我商量，卫生局直接就对疫苗企业作处理决定了”。
按照这份处理决定，王红军家可以拿到残疾生活补助费25万元，医疗费用凭据支付，伤残用具凭医疗机构的证明计算。
苟先芬也从贵州当地卫生部门拿到了一份补偿协议。不同的是，卫生部门曾与她协商，双方最终签订的是协议，而不是单方作出的决定。小孩病情相近，她获补偿133万元。
从未进过法庭的王红军，此刻被推到诉讼的起跑线上。
彼时，儿子病发快两年，王红军的葡萄仿佛也受到疾病感染，显现颓势。2014年除夕，王红军从新疆跟车到福建，处理2013年来不及卖的葡萄。他记得，还没出新疆，司机就下车放了一串鞭炮庆祝过年。
此行王红军共拿到10万元，除去3万元车费，2.7万元冷库钱，入场费7000元，还有3万元是代别人卖的，七七八八扣下来，自己只剩两万元多了。
“2014年更不行了。”王红军叫苦，葡萄卖价继续下跌，他连农药钱、化肥钱都欠着。
葡萄好像真的和他较上劲了，那两年，每卖一回，几个月后儿子的腿就骨折一次。他猜，可能是骨头变脆了，儿子上身移动的时候伤了腿；他又自责，是不是给儿子翻身擦洗的时候太用力，扭到了骨头。
这些猜测没有结论，每一次，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的腿肿起，再送到医院打钢板。打了两轮之后，儿子的腕、膝关节像卡住一样，任王红军怎么摇也动不了。
2014年秋天降临的时候，这个农民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判决书。霍城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王红军家共可以获得120万元补偿和补助。该金额比县卫生局的决定多了数倍。
王红军觉得太少，上诉；企业觉得太多，也上诉。
2015年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裁定，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撤销判决，发回重审。
2015年7月，霍城县法院一审再次判决王红军获得补偿补助136万元。
“算了，就这样吧，先给孩子看病吧。”王红军决定不上诉了。
企业上诉了。他们认为，自己生产的疫苗合格且经过国家批准，不存在过错。
他们还有一个理由是，行政机关已作出处理决定，如果法院也判决，将出现一个纠纷产生两个发生法律效力文书的局面，“但两个结果的赔偿(应为‘补偿’——记者注)金额相差达4倍之多”。
事情还在拖着。法庭之外，每当王红军看到医疗广告，无论扎针还是敷药，总会多瞧两眼。一家医院曾说推出了针对脊髓炎的“干细胞疗法”，王红军跑过去，问：“能不能我把钱掏了，你保证小孩恢复部分功能，哪怕大便或者小便恢复正常？”
“没保证。”
“那多少钱？”“十几万。”
“如果都没效果，退不退钱？”“不退。”
他本想多问会儿，但算了算家里的钱，还是默默离开了。
二审法院撤销了136万元补偿补助，他找县卫生局，卫生局代理人劝他申诉
韩家庄子村陌生的新家里，一切陷入循环。
每天起床，王红军打开8年前买的电脑，给儿子播租来的电视剧光碟。他往锅炉加火，让屋子更暖一些。接着，他到隔壁鸽舍，抓了好几把玉米喂鸽子。
太阳升起一两个小时后，合伙人的妻子带着她的3岁小孩进屋了。除了王红军，小喆只和这对母子说话，其他人一来，他便低头不语。要在过去，如果认识，他准会叫出名字。
“小喆喜欢和我在学习机玩魂斗罗，总是他赢得多。”合伙人的妻子说，有时，他也爱对着手机自拍，或者在葫芦上画画。
在这住了4个月，2016年1月18日，伊犁州分院二审再次撤销原判，驳回王家的起诉。
法院认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理由是，《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受种方可以请求接种单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处理，并且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
在法院看来，小喆发生疫苗异常反应的事实已由霍城县卫生局确认，其补偿应由该局处理，法律规定具有排他性，故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
然而，受访法学学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县卫生局针对补偿作出的处理决定，并非行政处罚，不影响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只不过，判决要考虑已经支付过的那部分补偿。
“虽然说有点心理准备，但还是挺意外的。”消息传到QQ群，苟先芬感慨。
王红军说，当他回县卫生局商量解决问题时，卫生局又试图把他推回法院。
1月25日，中国青年报记者随王红军再次前往霍城县卫生局。上午11点，王红军开着借来的破车，接上卫生局委托代理人，朝该局驶去。
代理人上车，马上掏出手机，翻出一篇报道，逐字念了起来：“你看，你找的律师、记者都建议你去法院申诉，你去申诉吧。”他说，如果申诉，卫生局可以提供经费。
“申诉失败怎么办？”到了办公室，王红军问。代理人说，失败了，卫生局就跟县里汇报，“现在给政府没法汇报，因为程序还没走完”。
一旁的医政科主任说话了：如果想在卫生局解决，依旧是按照2014年4月的处理决定，如果不同意，可以走行政复议。
“25万的那次？”王红军裹了裹旧羽绒服，转着桌上的笔，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下楼，钻进了破车，狠狠关上了门。
他害怕去法院了。家里老人事发后经常流泪，睡眠也少了，但开庭时从不旁听，“我们是农民，你和公家搞，搞不过的。”家里老人担心，“对你不好。”
他总是坚持：“有这笔钱，我能找一个护理，照顾好他，或者让他去医院做个康复，让他在有生之年开心快乐就好，让他心里不遗憾，好歹我这个做父亲的没有放弃他。”
“可是我现在拿什么给他治疗？我也想让他好好治疗，不管希望大不大，只要有希望。”王红军父子在棚房里过完了2016年春节。
临睡前，他又掏出枕头下压着的520页的书，书名《人性》。他一下翻到第127页，上次看完折起的地方，“人性，我想看看，书里面说得准不准”。
曾经，有人告诉他一个“土办法”：把瘫痪的孩子带到县卫生局门口，闹一闹，说不定补偿补助就来了。
王红军拒绝了，他说：“我要守法。”(记者 卢义杰 实习生 车灏楠)
(文中小吉吉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