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5日权利运动来稿刊登） 我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学生刘永松，父亲刘庆明。我们家很早以前就是单亲家庭，这么多年来，我和年幼的妹妹还有农民工父亲相依为命，靠着父亲打工所赚取的微薄收入维持家用并支持着我和妹妹上学。
然而，2015年12月10日，这一天对我和妹妹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最黑暗的一天。父亲在洛阳建工集团舟山新城工地施工的过程中，摔伤了头部，特重型颅脑损伤，做了开颅手术，昏迷不醒。
我只觉得心里被重锤狠狠地砸了一下，我想起十年前母亲去世的时候，两岁的妹妹无助的哭声，最担心的事情千万不要发生。我强打起精神赶到洛阳的时候，父亲已经做完手术，处于深度昏迷当中。
我一心想要救我父亲，但是让我备受打击的事情，却是洛阳建工集团周山新城工地，竟然视人命为草芥，一味的逃避责任，拖欠大量医药费，耽误医院的治疗。我父亲，就一直到现在整整三个月也没能醒过来。到现在为止，洛阳建工集团已经拖欠医疗费9万元，150医院早在春节当天，就开始减少治疗药物，到现在仅仅是用一点保命的药物维持生命。病情已经开始向着植物人方向发展。
看着曾经无论接受多少风雨也要供我和妹妹上学的父亲，如今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已经感觉万分悲痛，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年幼的妹妹了。可是工地的做法却更加令人痛心疾首。我带着七十岁的爷爷和奶奶多次到工地去讨要医药费，可是却遭到了工地包工头的威胁和驱赶，爷爷和奶奶看到自己的儿子已经被折磨的不成人样，就去工地讨要医疗费，却被工地的人从地上拖走，甚至还将我奶奶的手抓的鲜血直流。
走投无路之下我们到洛阳市信访局求助，信访局建议我们到市城乡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的专管工地施工安全的安监站求助，然而安监站的领导却说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让我们到劳动部门。我们到劳动部门求助，他们就让我们做劳动仲裁，这个程序走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拿到了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书，但是如今对面的工地却利用不服上诉的机制恶意的拖延程序，逃避责任，竟然使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变得遥遥无期。
现在学校已经开学，我只剩下完成毕业论文就可以毕业，但是如今却不得不留在洛阳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到洛阳建工集团和工地要钱。但是现在我却拿工地一点办法都没有，3月11日我再次去工地祈求项目的负责人支付医疗费，但是他却明目张胆的警告我说：“你说给医疗费我就给医疗费？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对不起我父亲，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多年辛辛苦苦一个人抚养我成人，供我上大学。结果到头来，我却一点救他的能力都没有，每个夜晚，我看着他躺在病床上，形容枯槁，一动不动，这是我的父亲啊，母亲去世的十多年来，就是父亲一个人扛起了这个家，为了我和妹妹的学费，他一个人在外面风吹雨淋，在工地里受尽劳苦。偶尔回到家中，又会一脸幸福的抱着妹妹，看着他的女儿从两岁一直到十二岁。他奢求不多，只要每次回家可以牵着女儿的手到村子里逛一圈，就好像是最幸福的事了。我的父亲既是父亲，也是母亲，但不幸的是，他是可怜的农民工，在外人看来只是一条贱命的农民工。
我不是洛阳的人，我们在这里无亲无故，却不曾想在这里却没有任何的公道可言，政府、法律我们都已经尝试，到现在却走投无路了，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维护我们的权益。
我已经没有办法，才只能寄希望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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