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4月01日权利运动来稿刊登）2009年4月1日晚上，我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抵达日本成田机场。当我向朋友发布我已到日本的消息时，朋友们感到高兴而惊奇，还以为我在愚人节发布一则令人欢乐的愚人消息。我的出境既成事实，这意味着上海法院颁布的出境禁令已作废，一个要等83年还清全部非正义罚款后才可以出境的人提前获得了出境的自由权利。
自从我离开非法监禁的“黑监狱”后回到家，我依然处于软禁之中，门口停著的一辆警方小车又成了岗亭，便衣警察24小时看守，我出门购物也有贴身陪同。但是，我清楚：一条通向国外的路已畅通无阻了。今年春节前我因护照过期重新办理，当局没有执行法院禁令，而是按期发放新护照。这次我在“黑监狱”里，又有官方人士好意规劝我出国，我以法院的禁令为理由回绝了。而且，在“黑监狱”的最后几天里，警察请我的兄长来规劝，我坚决表示：不离开非法监禁之地，不谈出国之事。
去年5月22日我在上海机场被限制出境后，曾写过一篇文章《感谢上海当局挽留在国内维权》，其中我已表述了对出国的看法：“每次回日本都是由我在日本的亲属资助的，他们希望我在国内太平，尤其在国内有什么官方的重大活动时都请我出国休息，避免我与监视我的警察发生冲突。这次也是这样，5月23日、24日奥运圣火到上海，我的离开对上海市杨浦区的国保警察，甚至上海市的国保警察都应该感到高兴，我不在上海，他们就没有麻烦了。我是一个在不放弃信念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妥协的人，当然会顺从亲友的好意，同时也保持了我自由出入境的公民权利。其实，我最喜欢在自己的国土上做事，直面与邪恶势力斗争是其乐无穷的。”
与我长期较量的上海当局也逐渐提高斗争水平，变得现实与理智一些，依靠暴力是无法压服对手，还要殃及自己。冯正虎的绑架及非法监禁案件不仅伤害当事人，而且也暴露上海当局非法行政的普遍现象，所有参与违法犯罪的官员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上海当局希望我出国，最好不要在6月4日之前回国，但他们没有强迫我出国，仅向我家属传递了一个我可以自由出入境的信息。他们需要休战，我也需要，斗争的双方彼此都需要一段时间去调整与反思。我同意家人为我做出赴日本短期修养的安排，不再坚持法院必须撤销禁令后再出国的立场，退一步海阔天空，化解了我在限制出境案件上与法院对峙的状态。
我是上海市民，也是在日本居住与工作的华人，往返日本相当自由，出入境也是日常活动的一部分，很不起眼。但是，由于去年5月我被上海法院禁止出境，现在又可以出境，我的出入境问题才引起公众的关注。我选择最低调的方式出境，只有安排我出国的家人知道，其他人都未通知，因为我的这次出国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会随情况变化而中断。上海当局既希望我出国，也很爱面子，他们是不会公开认错的。维权上访的朋友希望我被释放后修养一段时间，如果听说我可以出国一定很高兴，或许会举行欢送活动。但是，一切表达庆贺的公开做法都会令上海当局尴尬，公开纠错对他们来说是失面子，他们宁可中断放行的决定。
当日，我妻子与兄长驱车送我去浦东机场出发，他们也准备像去年一样帮我拎行李回家，上海当局做事是没有规则的，完全靠领导拍脑子，我没有抵达日本之前，他们都可以改变决定。我进入海关，随身行李箱受到严格检查，每一张纸都检查一遍，好像享受这样礼遇的人不多，在我前有一个，在我后面就没有了。进入边防检查站，我向警察提交新旧两本护照，他核查后礼貌地示谢，我也很有兴趣在他窗前一个服务评分按钮器上，按一下最佳好评的按钮。当我进入候机大厅时，正面看到一个穿休闲衣的年轻人正在偷偷地用摄像机对准我，我直觉判断这是便衣警察，他还有两个同伴，三人一直跟着我，其中一个在摄像，一直拍摄到我登机。我已清楚他们的来历，但不去阻止他们的行为，这是他们的工作，或许他们的领导看到我离境的镜头才安心。
日本的一些朋友见到我回来非常高兴，设宴接风。虽然我们仅分别一年多，但是在他们的心理上我已离开很久，一个被中国政府禁止出境的人是很难出国的，再次见面就如劫后重逢，大家万分欣喜。这些朋友始终对我充满信心，2008年12月10日在日本成立中国留日创业者联盟时，我仍处于被禁止出境之中，但联盟同仁一致推举我出任联盟会长。在日本期间，建设与发展中国留日创业者联盟将是我的一部分工作，我有能力与乐趣创造新事业。中国留日创业者联盟是以在日华人创业者、有志于创业的中国留日学生和回归中国创业的留日者为主的互助团体。它的基本任务就是：促进中日两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保障留日创业者的合法权益；支持中国的宪政民主与经济建设，倡导司法公正与社会和谐。
昨天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采访，问我在日本居住时打算做一些什么？我回答：休养、学习、工作。我的机票是三个月的往返票，6月4日以后就回国。我现在的基本关注点是中国人权与宪政民主，上海的维权上访民众依然是我关心的重点，我与这些并肩奋斗推动中国进步的民众已有深厚的感情。网络时代，我在日本的家与在上海的家里没有多大差别，同样可以与国内的所有朋友沟通，差别就是没有警察站在门外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平静自由地生活。我通常以邮寄方式向中国司法机关提起诉讼或控诉，现在邮政特快专递从东京到北京比上海到北京的邮费贵了，但邮送时间基本相同。
虽然我出国前刚遭受迫害，但我依然对中国充满信心。中国是有进步的，上海是有希望的，中国民众的力量造就这些进步与希望。
冯正虎
2009年4月9日
注：本文转载于《冯正虎：亲历维权》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