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离一个阶级可不是闹着玩的：2018年中国劳工界新年献词
2016年劳工界新年献词题为《寒凝大地发春华》，2017年劳工界新年献词题为《艰难时世，抱团取暖》，本想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哪知道临近年底，北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驱离和清理外来人口的运动，并开始波及和蔓延全国，看来农民工在城里抱团取暖、苟全性命的机会也会急剧减少了。正所谓，忍看一年又一年，风刀霜剑紧相逼。劳工阶级还能够退到哪里去呢？
退到农村那是死路一条，因为事实上农业早就破产了，农村那点土地，在高度工业化、商业化的产业和经济结构中，养活九亿多农民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每家每户有一到两个劳动力在城里打工，农村早就饿殍千里了。把农民工从特大城市驱赶出来，二三四线城市准备好并有能力接纳他们吗？或者它们自己也会大规模清理底短人口？那就是相当于把整整一个阶级驱赶到旷野之上。
回顾一下2017年劳工阶级的生存境况吧：
——在国家立法层面，资方代表继续推动修改劳动合同法，炮轰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劳方代表遭遇稳控，议案无法进入两会；《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补偿办法》被废止，企业违法成本再次降低，劳工讨薪成本进一步加大；中共十九大提出政府、工会和企业共建和谐劳资关系，唯独劳工本身被排除在外了；习近平总书记批评工会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倾向，力图推动工会改革，但举步维艰，收效甚微。
——民间劳工机构和劳工活动人士被进一步监控，劳工组织化程度大幅降低，中国劳工运动进入低谷。12.3劳工NGO案件当事人（曾飞洋、孟晗、朱小梅、彭家勇等）以及其他劳工界活跃人士，即使出狱或解除取保候审，也仍然受到严密的控制；胡常根、肖育辉因言或由于其他莫须有的原因获罪；华海峰、李招、苏恒进入伊万卡·特朗普的供应商——江西赣州华坚鞋厂开展工厂调查，被刑事拘留37天；草根劳工领袖刘少明（中国声援劳工工作室义工）被判重刑四年半，微博自媒体来泊湾负责人陈世权（浙江省总工会前副主席）被构陷受贿罪判刑四年，体制内外劳工领袖同遭打压；100多名沃尔玛劳工维权积极分子，因为捍卫国家基本工时制度、抵制资方违法强推综合工时制，而遭到资方打击报复并被非法解雇，他们起诉资方也输多赢少；工人原子化抗争持续不断，野猫式罢工此起彼伏。
——整体经济环境继续恶化，外资撤离，出口减少，内需不振，产品和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愈益严重；强制性、一刀切推行严苛的环保政策、清理低端产业等不当政策，导致大量工厂被迫搬迁、关闭、减产或者裁员，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就业压力增大。对于这些失去工作而滞留城市的农民工，国家没有失业保险、再就业培训教育、返乡就业和创业激励机制、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等等缓和、安置与解决相关问题的制度安排，而只是简单地把他们赶回农村，把已经凋敝的农村当成消化所有经济社会问题的百宝囊。
这使人想起1962年大规模遣返或下放城里人到农村与后来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且不论那些做法的善恶对错，仅就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简单移植过来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经济社会问题，无疑是懒惰和愚蠢的做法。当今时代与计划经济时期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农业总产值已经降至国民总产值的十分之一左右，农业现在已经超负荷地容纳了3亿多劳动力，如果将已经进城务工的3亿农民工，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半赶回农村，那也是农业绝对容纳和承受不了的。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现代化，就是不可逆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创造条件让农民（包括已经进城打工的近3亿和还需要进城打工的2亿多）尽快转化为城市居民，怎么能够大幅度地开历史的倒车呢？
这几年来，劳工界人士已经在多次新年献词、事件评论、公告、公开信和学术文章中，对执政党、中央政府、全国人大与社会各界，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希望能够建立起政界、商界、学界与劳工界的社会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共同完成中国三千未有之文明大转型和社会大变局。然而没有想到，劳工阶级的生存空间逐年变得逼仄，终至于遭受大冬天被驱离城市的悲惨命运。然而，我们仍然坚信，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社会运行的逻辑出发，还是从伦理的、法律的要求出发，一个人数最多的阶级，一个占全国总人口和就业人口一半以上的劳工阶级，是绝对不应该也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驱离的群体的，做出驱离劳工人口决定的人，是在跟全中国和全人类开一个荒诞的玩笑！但愿这个玩笑能够及时终止，而不至于转变成为一个没有赢家、全盘皆输的大悲剧！
2018年，你来了，我们也来了。时间在绵延，四季轮替；生活在继续，昼夜不停。该来的，都来吧，不论人世间有多少不公不平之事，至少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对于我们身处社会底层的劳工而言，也许这是唯一现成的安慰，其余的都必须奋力争取。
2017年12月31日晚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