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帆：我给人民的自白书
感谢北京大学钱理群、孔庆东、张千帆、李零、陈波、柴晓明、宋磊等多位师长和张耀祖、李民骐、汤敏等海内外北大校友；感谢黄纪苏、旷新年、祝东力、秦晖、于建嵘、徐友渔和宋阳标、陈洪涛、范景刚等400余位社会各界的老师、朋友们！
感谢你们的仗义执言，使我得以重见天日。
请原谅我不能一一拜访，向你们表达我的谢意！
我是2017年12月29日被取保候审的。但结束了30天的刑事拘留和14天的监视居住之后，我发现，对自己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无法把这一页掀过去，只能直面这种考验。
有人说我是北大学生，是学霸，是个不那么利己的精英。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和“毛左”，这个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含义的标签，才是我最珍视的身份。
我能看到，剥削和压迫从未在世界上消失。
家里有很多国企工人，令我自幼懂得国企改制中老工人的毕生心血如何被蚕食，亲眼见证他们被抛向社会，风雨飘摇；而更广大的弱势群体，无非黑煤窑脚手架血汗工厂，其生命轨迹，无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也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谱成一首/耻辱的诗”
崛起背后，阴影长长，一寸光环，一寸血色。
诗人坠下高楼，信念冉冉升起。
这就是我立志忠于劳动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因。
网上某些传言是真实的，北大读书期间，我确实曾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会员。我和大学里的同路人不仅在读书会上研读那些理论著作，弱势群体所在之处也会有我们的身影。经过数不清的唱歌跳舞讲新闻放电影英语班，渐渐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校工大哥大姐和我打招呼——在打饭的时候，总会多那么一勺。
毕业后我来到广州，除了参加工作，自力更生之外，生活没有什么不同。说得高尚一些，我在广东工业大学中继续一点一点践行着理想，其实无非是继续参加读书会和志愿活动。
在被拘捕的那次读书会上，我们讨论了几十年来的历史进程和社会问题 —— 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劳动者地位权利等等。我们讨论作为青年人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承认，我们还谈到了29年前有大学生参与其中的那场风波。
一定有人会好奇，我的言论是否真的过激？
当然不如报纸电视教科书那么标准化，如果按照上述标准，承认社会有问题就足够“过激”了，讨论“如何解决”无疑更“过激”。
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社会问题，都会有人对问题的解决之道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这难道也是一种罪过？
这是权利！
宪法赫然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若言论有“过激”，那“自由”毫无意义！
不过，如果拘捕我的原因是“讨论社会问题”，那至少让我感觉尚且受到了严肃对待。11月15日带走我的时候，警方看我从事教育行业便给我安了一个“非法经营罪”。或许因为过于滑稽，正式刑拘时换成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 我一个24岁的青年竟然威力如此巨大，能够导致一所上千亩的大学“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
这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被要求承认有密谋活动——真的有什么密谋组织吗？
读书会需要什么密谋组织呢？广场舞需要什么密谋组织呢？读书会上种种必要的简单分工，难道就是什么“密谋组织”吗？
我还被要求承认自己有“极端思想”，保证以后再也不参加读书会，被要求“供出”更多有相同思想的人。
看守所冰冷的地板，八小时连续不断的审讯，监视居住的绝对孤独，太多太多精神折磨，难以言说。当被告知更多的人会因我被抓捕，父母会被连累的时候，我承认，我没能顶住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只想快点了结，哪怕自己进监狱，只要能让其他青年和家人得到安宁。所以，我妥协了。
没有料到随后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绝对孤独岁月让我话都说不清楚，思维也十分迟缓。
经过十几天恢复，我终于回过神来 —— 更没有料到：我的妥协竟如此苍白无用！
虽然这次因读书会受到牵连的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几位青年也与我一同取保候审，但左翼青年徐忠良、黄理平、韩鹏和我的女友顾佳悦却被网上追逃！我们的罪名并没被取消，依然是待罪之身 —— 尤其是徐忠良四人，他们现在就是被网上追逃的“逃犯”！
我不敢想象，他们四人现在处于什么境地。一闭上眼，就仿佛看到了当年在国统区，那呼啸的警车、刺耳的警笛和手持通缉令的密探追捕那些东躲西藏、找不到一处存身之地的进步青年们！
而我，也可以沉默不语——按警方指示，“谨言慎行”，回归“正常”的生活，放上一张平静的书桌，躲进小楼成一统，从此去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却要一辈子背负不属于自己的罪名，一辈子远离读书会和我热爱的劳动人民。
更何况，我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左翼青年被四处追逃拘捕！
并非出身名校的他们不会像我这么幸运，能在大家的呼吁下走出来 —— 他们连广州都出不去，更没有当年的延安可以投奔，只能去经历何其漫长的监禁岁月!
我走出了监狱，可是套上了良心的枷锁；逃脱了法庭，但永远遭受道义的审判。
甚至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但自此之后，任何理想青年都可以被抓捕，任何读书会都可以被定罪，任何志愿活动都可以被控制，理想精神不可触碰，言论自由极端廉价，马克思毛泽东都是笑话！
要多么无情无义，才会在此刻低头？！
我听到许多“适可而止”“中庸之道”“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当然能理解这是对我善意的关怀。但我怎能躲开我的同志，去做那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更不必说，“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无所谓适可而止；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从不是“中庸之道”；我“退一步”让自己“海阔天空”，但我的同志却要跌下万丈深渊！
—— 同时跌下万丈深渊的，还有所有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全部尊严。
与其忍辱偷生，不如迎头面对！我只能说出真相，再不妥协；即便再次经历牢狱之灾，也远胜眼前这苟且的煎熬。
一切善良的人们啊，恳请你看到 —— 你为之奔走的人在这里，他不会辜负你的呐喊。
他将昂首挺胸，面对暴风降至。
他已做好准备！
张云帆
2018年1月15日
2017年11月15日，张云帆等人在广东工业大学教室内参与学生自发进行的读书会时，保安突然闯进教室，教室前后被头戴钢盔的学校保安和治安联防队堵死，警察将负责读书会的部分青年带到派出所，张云帆与叶建科两人因没带身份证件，次日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刑事拘留。随后该读书会的学生频繁被校方、警方约谈警告。读书会解散。
根据张云帆和叶建科随后发布的自白书，读书会当时讨论了时事热点问题，如暴走大事件视频下架，言及舆论不自由，期间涉及8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和工人权益变迁问题。
自始至终，青年的自白书都表明他们所有可能“涉罪”的行为只是组织或者参与校园读书会和后勤工友的文娱活动，这些行为没有触犯刑法，也不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规定的“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然而，番禺警方至今也没有公开更多的事实来说明他们究竟有何罪行。
2017年12月5日，警方闯入读书会发起者、大学毕业生郑永明住所，将其带到派出所进行连续审讯，随后将其定为“主谋”，郑永明遭到刑事拘留。
2017年12月8日，晚10点左右，警察闯入读书会参与者孙婷婷的出租屋，在未出示证件的情况下搜查其住所，后将孙婷婷带到派出所，威吓其交代其他成员的情况。次日，警方再次搜查并带走孙婷婷的大量私人物品，当晚对孙婷婷进行刑事拘留。
依照法律规定，刑事拘留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拘留的对象是现行犯（即正在实施犯罪的人）或者是重大嫌疑分子（即有证据证明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其二，具有法定的紧急情形之一，如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犯罪。
且不说对于12月9日已经不在读书会“犯罪现场”“实施犯罪”的郑永明和孙婷婷，警方是否果真有证据证明其是“重大嫌疑分子”，两名青年被抓时也并没有发生刑诉法所规定的“紧急情形”的任何一条。警察仅仅因为系统“只能提交一个拘留”，就给孙婷婷办成了刑事拘留，并且突破刑事拘留期限最高14天的法律规定，让孙婷婷在看守所待了26天之久。
2017年12月15日，警方对张云帆和叶建科的刑事强制措施变更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此期间，张云帆被关在秘密处所。
2017年12月21日，《就北大毕业生张云帆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在网上公开发布，信中首次向社会披露了张云帆参与读书会“因言获罪”的遭遇，并呼吁公众声援，包括钱理群、孔庆东、于建嵘等在内的多位知名教授学者和大量社会人士参与联署。联名信屡次被删，但联名队伍不断扩大。众多公众号发文呼吁支持。
公开信的发表使得事件逐渐传播开来，引发各界关注讨论。期间，《北大哲学系毕业生张云帆其人》等与张云帆相关的信息公开，显示其在校期间成绩优异、热心公益。
联名人数的不断增加、众多知名人士的参与、学生的讨论声援和国外媒体报道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番禺警方原本定为6个月的监视居住在执行14天后就告终止。
2017年12月29日，张云帆和叶建科在14天的监视居住后获取保候审。
2017年12月30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发表文章《言论自由不分左右》，从捍卫言论自由的角度，支持左翼青年张云帆。
2017年1月4日，孙婷婷和郑永明被取保候审。
2018年1月15日，张云帆在其微博公开发布《我给人民的自白书》，说明事件原委，称警方强行要求自己交代莫须有的“密谋活动”和“密谋组织”，正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自白书中指出徐忠良、韩鹏、黄理平和女友顾佳悦4人仍被警方追逃，呼吁公众为蒙冤获罪的青年声援，自己已经做好面对危险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