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粤语台专题采访：
2011-01-26
何山会同大家介绍大陆另类的“通讯社”，发布大陆维权运动最新消息，访民的最新动向、各地的冤案、冤狱，等大陆被消音的弱势资讯，成立在2008年的“权利运动”。大家可能不知道，当中两个重要的幕后功臣，都重度残障。（何山报道）
以下的对话，听众听了，可能会觉得恶心，不安，不可置信。但他的经历，却是一个大陆维权人士，需要坐轮椅的重度伤残人士的遭遇，他是权利运动的胡军。他说：“困绳子，把我从北京困回来，戴上黑头套，然后就用胶袋，直接用绳子困得硬硬的，送上火车。”
有过“困绳子”经历之后，胡军才知道，那是酷刑的一种。他说：“就是拿尼龙绳，把手腕夹起来，那就把手的血脉给你断掉。两手的疼痛，只有承受过这种酷刑的才知道，很难受，而且非常长时间。我当时直接被拉上火车，上火车，从10点开始困上，开到西安，才解开。”
对待一个伤残人士，公安并不会留有情面。他说：“当时他们给我解开绳子，并不是他们啥的，而是因为捆上绳子，大小便失禁了，卧铺车厢里，那个味道很难闻，他们没有办法，把绳子解开，我把衣服换了，裤子换了。对一个高位疾残的人，他们都这样酷刑。”
胡军，受到当局的不人道对待，更加死了心。他说，加害者的内心，也相当害怕。他说： “你想，他们自己心里也非常害怕，当时在我跟前的人，一直否认是他们捆的，他们说是别人捆的，一个说是公安困的。”
做出酷刑前，更是先要将胡军的头蒙起来，胡军说，这显示了施暴者恐惧，不想让人知道，是谁干的。他说： “监狱的两人在旁边说，我们绝对不会捆你。是公安厅干的事情，他把这事推到公安厅，那我说，公安厅的人他们早下车了，你想他们干这种事情，他们要打头给蒙起来。他们不敢说‘就是我捆的’，他们的内心恐惧害怕。”
记者问，对一个伤残人士，可以这样吗？胡军回答：“如果说我讲的事不是真的，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他没有受过捆绳子的酷刑，他可以说得出来吗。他就是拿细的尼龙绳，把你的手捆起来，他们有一种专业。当时，我痛得就说，‘我的手没了！我的手没了！’他们就给我的嘴用胶带缠起来，边说，你放心，我们这都是专家捆绳子，不会把你的手（残了），你的手没事。”
当时，胡军就在北京被截返原居住地的火车上，双手因长时间失血，已经失去感觉。他说：“你想，没有受过这种事，你不可能说出来。当你把绳子捆起来，五花大绑，戴上黑头套，你是一个高位残疾的人，下身是不能够动的，人的脑袋就窝在里头，那时候天气非常热，身上在冒汗，又套了个套子，透不过气，手又痛。那是甚么一个滋味，两个手就觉得不是自己的，觉得两个手是被齐齐地砍掉了，给剁掉了。”
在2008年底，胡军以一个过来人的遭遇，加入了权利运动，成为其中一名幕后的义工，功臣。将自己，他人，其它上访人士的遭遇，向外发放。今时今日，权利运动的义工，遍布各个省份。
他说：“我是从狱里出来以后，（加入）权利运动，已经成立了四个月，算是08年初，我是出来以后直接接这个事情，义工，就是全国每个城市都有，几乎每个省都有，北京的比例，北京地区要重一点，人比较多一点。”
张建平，权利运动的另一名幕后的义工，同样是需坐轮椅﹐对本台讲，运动得以壮大，就是因为彼此同心，都是访民过来人，访民信任他们。他说： “我们权利运动，实际上是08年的10月开始，秉持原来六四天网的理念，我们踏踏实实地做小事情，实实在在地为访民做一些事情，来关住一下在最最低层的，无权无势的。”
张建平说，大陆有如一个消音器，访民的声音发不出来，才有了他们的存在。他说： “在中国大陆，她(当局)等于是一个很大的消音器，为了和谐，都要消除各种各样真实的声音。在做的当中，因为我们本身是访民，原来就是访民，我们会用心去做。我们了解这个群体，我们在做的当中，会用心去交流，我们融洽，有天然的信任。”
记者：你们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
胡军：进入网络与讯息时代，工具发生了变化，相对在中共这个环境，外面不了解中国的现状，通过图片、文字，记录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记者：权利运动，这个名字是甚么来的呢？
张建平：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也在想，我们要成立一个网络上的平台，给自己去一个甚么名字呢？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平度的社会，所以我们的图标，就是一个平衡线，加上一个红色的，血猩的叉，就是我们权利运动的图标，我们希望用最微不足道的声音，大家的一个力量，聚起来，要改变。
无独有偶，胡军与张建平两人身残志不残，正如六四受害者，北京的齐志勇一样，残障反而令他们铁了心。张建平说，家，电脑，访民间的信任，成为了他们抗争的动力。他说： “主要还是基于一种信任，你看，胡军跟我都是高位截瘫的人，重度残疾人，那我们就在家里，我们为甚么有第一手的资料，主要取决于就我们的志愿者，我们有很多的志愿者，互相都了解，知道我们这些人所做的，都是无私的，无偿地在做。”
就算被当局一直钉上，大陆维权通讯社的工作，并没有停止。胡军说： “主要是被当地的国保一直钉上，如果有异动的话，他就一般劳教，被跟踪和恐吓。对周边家庭与亲属进行恐吓。”
至于其它义工，还会进入当局的黑名单，要找工作都很困难﹐更甚者无端端失踪，他说： “第二是面临被软禁与劳教，劳教的有好几个，还在狱里，没有出来。有的甚至突然一下子失踪，一直联系不上。劳教之后，不通知家人，很长很长时间，通知家人也不给发劳教的通知单，决定处罚之类的。我们就无法确认这个人去了哪里。”
记者问他们需要甚么？他们说，要有更多外界的支援。胡军说，以他为例，要开个网线，当局就以外地访民没有身份为由，不给他上固网。唯有用昂贵的流动电话网络。他说： “他们对我入户上线，不给我上，我现在只能买无线上网。费用就非常贵，造成一些困难。我的手机一直是被监控的，在重要的情况下，手机是被断线的。”
今时今日，大陆的权利运动运作3年了，有核心人物就对记者说，能够撑到今日，实在不容易。外界如有意加入，或者乐意为他们提供协助，请与权利运动联络。这节为大家介绍大陆的维权通讯社“权利运动”就告一段落，我是何山，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