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郭晋平
11月11日凌晨，中国知名民营企业家、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创办人孙大午被警方带走。当天，河北高碑店市公安局对外发布警情通报称，经侦查，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公安机关依法对孙大午等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据官媒《中国新闻周刊》称，该案被抓的人员中，包括孙大午夫妇、孙大午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等家人和多位大午集团高管，共计28人。
事发过后，大午集团相关人员已前往北京，与北京律师进行过当面咨询。对于此次事件，事发原因众说纷纭，美国之音的报道称孙大午是因言获罪。之所以这样认为，一是因为孙大午曾在大午农牧集团网站上刊登多篇内容被视为敏感的文章，再就是在许志永被捕过后，孙大午曾公开赞扬许志永等人，对其进行声援。
大午集团官网显示，孙大午出生于1954年6月，河北省徐水县（现徐水区）高林村镇郎五庄村人。1985年，他创立了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该集团董事长，2005年改任该集团监事长，董事长一职则由其长子孙萌担任。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于2007年出版的《激荡三十年》一书中透露，孙大午的家庭极为贫贱，父母以捡破烂为生，他小时候上学买不起学习用品，父亲在茅厕里捡来别人用过的厕纸，裁下干净的边角做成练习簿，供他习字。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的家庭背景，早就了孙大午不屈不挠的性格和奋斗精神。
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当中，孙大午显然算不上最为成功的，但是，其发家史和经历以及个人的风格格外具有代表性。早在十七年前，孙大午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捕，并因此获刑三年，缓刑四年，此事在当时引发广泛关注。而担任孙大午辩护律师的正是与他人被共称为“北大三剑客”的许志永，当时，许志永在辩护中指孙大午案件的根源在于僵化的融资体制。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孙大午当年被捕之前一个月，徐水县公安局通知“大午网站”：该网站发表的《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悼念李慎之》、《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的时局及历史的对话》三篇文章“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责令其整顿网站，停止营业6个月，罚款15000元。后续的司法行动，显然是因为官方在拿着放大镜寻找其不是。如今，该网已经被强行关闭，美其名曰：“流量耗尽，无法访问”。
在改革开放过后，民营经济迅速崛起。到孙大午十七年前事发之时，民营企业的数量已达到逾300万家。不得不承认，在生产和经营方面，很多企业都存在着不规范之处，如吸收公众存款，之所以会非常普遍，是因为银行根本不会轻易向民营企业贷款，除非你向银行方负责人提前支付好处费。吴晓波在书中披露，孙大午事发当年，全国300多万户私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只占10％。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中国竟然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一个罪名，写入了《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2012年，浙江民营企业家吴英被以这一罪名判处死缓，而湖南民营企业家曾成杰则于2011年被以这一罪名判处死刑，次年被处决，成为中国法制史上悲怆的一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一个令千千万万民营企业主无法摆脱的魔咒，也是当局用于控制民营、对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口袋罪。
这一次，孙大午再度被捕，算得上是“二进宫”。和上一次不同的是，此次的涉嫌罪名不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是“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不要忽视当地警方通报措辞当中两个罪名后的那个“等”字，这意味着对孙大午的最终定罪，可能并不限于这两大罪名，还有加罪的可能，从官方强行接管大午农牧集团的情况看，甚至有将其定性为黑社会的可能。
孙大午对帮助过他的维权律师许志永等人曾大加赞扬，称这些良心律师让受害者看到了一点亮光，保持了一点对法律的信心，点亮了他们生存下去的希望。显然，他的这些表达可能再度引起当权者的不快。在一个月前，孙大午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也曾批评中国经济体制：“公有制度是共产党发明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理应是私有经济，但是实践上很难实现”。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称孙大午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乡土企业家。在很多人看来，孙大午是少见的具有独立思想和抗争勇气的民营企业家。虽然在当年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过后，他长期保持了沉默，但是，与其密切交往的各类敏感人士不少。许志永也是孙大午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还有湖北异议作家杜导斌，也是孙大午的座上宾，并加盟旗下，销售该集团生产的白酒。
孙大午再度被捕，迅速引起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对于其被捕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美国之音指孙大午疑似因言获罪，其它媒体则报道称事涉与当地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称，多年前，孙大午企业所在的河北保定徐水区高林村镇郎五庄村曾将740亩土地交由徐水国营农场耕种，徐水国营农场实际上占用郎五庄村土地超2000亩。为了土地权问题，双方数年间争执不断。后来，郎五庄村将地租给了大午种业公司。今年6月21日，大午集团人员与徐水国营农场人员发生了第一次冲突；8月4日，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徐水区警方介入，并与大午集团员工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两次事件被网民和媒体称为“6.21事件”和“8.4事件”。
上述冲突事件显然是孙大午再度东窗事发的导火索之一，但是，时隔几个月之久才处理，还是令人感觉十分诡异。在中共当局治下，虽然“依法治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最近这些年，法治程度更为衰落，冤假错案依然层出不穷，尤其是针对各类敏感人士的冤假错案。倘若上述冲突事件涉嫌违法犯罪，在事发后不久就可能会对相关人员实施抓捕，延宕良久，说明什么？当局是否在盘算如何能让孙大午不再有之前那种被判缓刑的幸运？?
看上去似乎是巧合，也是两个月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这份文件称“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基础”，把民营经济人士称作是“我们自己人”。文件还要求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统战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对政治上挑战当局的许志永等良心犯的高度认可，并与异见人士交往密切，这是当局所无法接受的。在当局的眼中，他显然属于那种政治上“不明白”的人。
就在孙大午被抓捕和创办的企业被官方强行接管后不满一周，也就是11月17日，南京前首富杨宗义亦被指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被刑事拘留，此举令其他民营企业主人心惶惶。扬州商人朱金忠透露，在江苏扬州，警方正在大力调查民营企业，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推测，杨宗义被查之后，可能还会有大批企业和企业主被处罚。
纵观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不幸遭遇，前有王功权，后有耿潇男，又有孙大午、杨宗义，再加上国营企业华远集团前负责人任志强，这些企业家在生意做大后，仍然抱持良知与社会责任心，在一党专政下，理所当然地被当局认为，这样的人一旦与其他反对势力合流，将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于是乎，便会想方设法地对其进行构陷，既消除“隐患”，又杀鸡儆猴，让其他民营企业家以及有良知的国营企业负责人不敢越雷池半步。
2020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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