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两会”关注反右维权北京大学校友联谊会成反右维权请愿会
—–北京大学反右幸存者校友维权纪实(一)
俞梅荪
（2011-03-14）权利运动发布：2011年3月初，北京市有关维稳部门人员找到不少北京大学反右幸存者谈话，要求在“两会”期间，不要有过激行为。这些老人盼望“两会”，要关注反右维权问题。
1957年，北京大学在“反右派运动”中，800多位优秀师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而赶出校门，长期劳改劳教，有的被判重刑和被枪杀，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少人非正常死亡。1979年校方的一纸“改正”通知，全都搞错了，但至今仍不道歉不赔偿，连在“改正”之前被打压22年期间所克扣的工资也拒不发还。
2月19日9时，我来到北京大学农园餐厅，参加北大校友春节联谊会，约三五百位校友欢聚一堂，其中认识的反右幸存者约40位。
北大维权要走出校门
我问王书瑶（75岁，1957年物理系21岁学生右派分子）：“今天向周校长递交上访信吗？”他沉闷地说：“《通知单》上没有提到‘校领导到会’，他们不会来了。”我安慰道：“前年周校长被你们吓得拔腿就跑，去年吓得不敢来，今年竟连会议安排都被吓掉啦，说明他们很害怕，不敢接触。”
王书瑶取出打印工整的致周校长的信，我随他到主席台郑重地交给李安模。李对我说：“换位思考，都是可以理解的。”
左图，王书瑶戴着“右派冤”牌，绕场数周，校友们纷纷致敬并表示支持。
右图，李安模（左）对燕遁符（右）和纪增善说，一定会向校长反映维权要求。
之后，王书瑶说：“上访北大校方已无望，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到中南海（去年联谊会上校友们向王建议），如能有三人同行，就可到新华门去请愿。但尚无人敢去。”王对此很气馁，但表示要坚持下去。我说可以陪他前往。
戴着“右派冤”牌的王书瑶认为，校友会不少领导对反右受难者是同情的，但因“上头”阻挡而无法实现维权的愿望。他转而要求在校友会的帮助下，完成“1957年‘519’民主运动校史”的编撰，他们都已七老八十，要抢救校史。李安模表示将负责任地把信交给周会长（校长）。
谁在败坏北大形象
80岁闫桂勋（原数学力学系毕业班学生右派分子）兴奋地对几位反右幸存者校友说：“去年小俞（笔者）在报道中介绍我的维权上访，受到各方关注，一些海外同学打来电话慰问，加拿大‘自由亚洲电台’来电话采访，使我有些害怕（当局查处）。”我问：“你怕的具体是什么？”他语塞片刻说：“其实没什么可害怕的。”多年来，他坚持每周或每两周到校党委办公室上访，约20次被带到派出所盘查。一年来，校方的态度有所改善，每次供给一顿免费午餐。我提示要校方报销车马费。他说：“不久前，新任杨副书记说是可以给一些困难补助，条件是要他不要再来学校，可以到上级去上访。却未说给多少钱，还要我的所在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来联系（闫被打成右派分子而被发配该校监督劳动达22年）。”我说：“如能得到赔偿，当然不需要来上访啦。”大家赞赏他的执着精神。（附件1，闫桂勋上访简历）
闫桂勋要我随他来到大门外，挂起冤牌，为他照相。引来一个中年人在一旁观看。闫悄悄说，那是学校的保安官员。我们没有理睬。闫挂着牌，回到会场，有校友上前询问，闫宣讲冤情。我照相时，其中一位校友迅即离开，看来是心有余悸。（后经任众辨认照片得知他姓苏，是北大数学力学系学生右派分子，1960至1964年与任众邻居，任众是北京市公安局右派分子，两人同病相怜，很熟悉，当时苏无业，很贫困。）
左图，闫桂勋在会场入口宣讲冤情。 右图，两位北大校友会人员来请闫桂勋
到一边去谈话。
我随闫桂勋来到会场中央，正在照相。突然来了三位校方人员，两人热情地向闫了解情况。闫被感动的连连大声说：“你们是好人啊！”而被他们引走了。一女士迅即挡住我按下的相机，照下的竟是她的背。我愤怒地问：“为什么挡镜头？”她厉声说：“不许照相！他的问题不可能解决，上次有人照相而上网，败坏北大声誉。我们是北大人，要维护北大形象。你是什么人？是校友吗？”答：“不是校友来干嘛！”幸好在她挡镜头之前，我已照了一张。
图，闫桂勋在主席台前。
她查问我是哪级的。我反问她是哪级的。她说是1984年入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在校友会工作。我说我1984年毕业于经济法专业。
她问我的姓名和单位。为防被打压，我要她一会儿去问我的同班同桌同学吴志攀。她说吴志攀常务副校长是其老师的老师，不来参会。我仍未告知姓名，以防被打压。（2007年5月17日，海淀区政法委维稳办主任、警官、街道办事处主任、居委会书记等6人突然到我家，说是北大一些别有用心的右派老人将在19日聚会，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不准我前往。我同意了。但那天却来人把我看管在家中而不得出门，不知久违多年的母校，发生了什么惊天大事，搞得我莫名其妙。后来问燕遁符得知，5月19日是北大民主运动日暨反右派运动50周年日，老校友们年事已高，体力不支，无人返校。可见校方“居安思危”，严防死守，竟然动员政法部门，全面布控打压。）
亏她还是学法律的，我压着涌动的怒火说：“青年学子闫桂勋被北大毁了一生，很凄惨，维权上访10多年，你们早该解决问题，至少先把食宿车马费还给他，是你们厚颜无耻，败坏北大形象。闫作为弱势冤者，敢于揭露校方的罪恶，坚持为自己更为难友同学们讨还公道和尊严，是北大的骄傲！”
杜光（83岁，1947年入学历史系并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原中央党校右派分子）：“在每年联谊会上，都有好几位学生反右幸存者要求校长和书记们道歉赔偿，这是送上门的好事。他们不是与校方为难，不是破坏北大形象，而是为校方改变北大形象提供了机会。有远见的校领导应抓住机会，挺身而出，表现出应有的智慧和勇气，不应躲避。”（附件2，杜光：北大人亟待改变丑陋形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共老干部建议：“校领导不会想事，有同情心，却无同情胆，畏首畏尾。右派改正之后，未尽事宜亟待完善，无非是道歉和赔偿。大的问题已由中央承担了，说是扩大化了，99％的人已经改正，改正就是纠错，纠错等于平反。至于赔偿，学校的财力又不是承受不起，也不是无法可依。北大如能走出这一步，可给党政高层领导减去压力，使其‘顺坡下驴’，给他们办一件体靣的实事，全国高校跟着仿效，北大不但不失分，且能成为全国新的典型呢！”（附件3，读者来信：对北大处理右派改正善后工作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