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两会”关注反右维权北京大学校友联谊会成反右维权请愿会
—–北京大学反右幸存者校友维权纪实(三)
俞梅荪
（2011-3-16）权利运动发布：
反右维权艰难前行
联谊会结束，仍无任何校领导到来。可见周校长对校友们依法维权上访，退避三舍，竟不惜改变北大的传统习俗，成了“我是流氓我怕谁”。
在漫漫上访路上，步履蹒跚奔走17年，受尽冷遇和各方监控打压的耄耋老者，打出“不赔偿丧尽天良”等抗议横幅，在迎春会刚开始，冲上主席台示威，成了“我是草根冤者我怕谁”。
大家说，要为闫桂勋赞助一个手提扩音器。闫兴奋地说：“下次可以更好地宣讲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反右幸存者校友挺身而出，无私无畏地冲向依法维权的前台。
午餐时，我结识前辈张景岩，他1949年法律系毕业，1957年在空二军（丹东）成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后，在中国法学会从事中共党务工作，当时与我同单位。加上在去年联谊会，凡我不经意认识的前辈，全是反右幸存者，其中有在1957年之前毕业而在工作单位成右派分子。可见，校友中的反右幸存者不计其数，以天下为己任的北大人，前赴后继，多灾多难。如今，由于心有余悸，或心灰意冷，或没有精力，或已成为既得利益者等各种原因，而未投身维权之列。
图，联谊会结束，在农园餐厅大门口。北大反右派运动幸存者校友，左起，纪增善（原化学系19岁学生右派分子）、燕遁符（原物理系19岁学生右派分子）、俞梅荪（反右死难者之子）、王运增（80岁，1948年入学经济系，原北京市公安局右派分子）、韩大钧（83岁，1949年机电系毕业，原中科院电子研究所右派分子）、沈志庸（原物理系23岁调干生右派分子）、杜光（83岁，1947年入学历史系，原中央党校右派分子）、博绳武（原物理系17岁学生右派分子）、王书瑶（原物理系21岁学生右派分子）、俞庆水（原地质地理系20岁学生右派分子），大家举着维权示威横幅。其中杜、王、韩三位校友虽不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分子,但同为受难校友而支持北大难友的维权诉求。另有一些反右幸存者校友，因心有余悸而未参加合影。
北大的脊梁
午餐后大家散场出来，好几辆挂军牌的超豪华名牌小轿车，除驾驶员还有勤务员开车门。我感慨道：“这些校友竟是如此显赫的达官贵人，与我们九天九地之差。”燕遁符说：“不必羡慕，他们以后会被清算的，我们虽贫困，但活得自在，无怨无悔。”
与此同时，一旁的闫桂勋被保安员叫住，要其摘下脖子上的冤牌，说是有碍观瞻，被燕遁符和我劝阻。我开导说：“他是弱势冤者，理应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支持，而不是歧视和打压。”一脸稚气的农村年轻保安员赞同了。闫展了展胸前的冤牌即北大耻辱牌，昂首阔步地离去了。望着他那不屈不挠的背影，和高级轿车一并远去，80高龄的他仍是奋力拉动北大精神的纤夫，是北大的脊梁和未来！
听前辈讲那过去的故事
俞庆水、燕遁符、纪增善、博绳武漫步校园，重温青春时代的民主之梦。我们来到未名湖东侧南畔的花神庙（黄琉璃瓦红墙石亭），燕遁符激动地述说：“当时谭天荣（物理系）、陈奉孝（数学力学系）、王国乡（中文系）等发起组建学生社团‘百花学社’（蔡元培任校长时倡导学生结社自由），筹备会在此召开，参与者后来都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头头，有的被判重刑。这里是‘519’民主运动的发祥地。”
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前，上世纪50至80年代，这里是学生大食堂。1957年5月23日，林希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在此登上大食堂门外由桌子搭成的讲台，发表“党大还是法大，胡风不是反革命”的讲演。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判刑15年。当年19岁的纪增善在此聆听林希翎的讲演。
左图，未名湖畔的花神庙，1957年5月初，北大组建学生社团筹备会在此召开，是“519”民主运动的发祥地。左起，纪增善、俞庆水、燕遁符，俞梅荪。
右图，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前，1957年5月23日，这里是大食堂，林希翎在此登上由桌子搭成的讲台讲演。左起，纪增善、俞庆水、博绳武、燕遁符、俞梅荪，纪增善当年是听众。
在哲学楼前，燕遁符说：“听说当时这里经常停着一辆黑色轿车，是邓小平悄悄来看大字报，了解学生民主运动的动态。接着，邓小平担任中央反右派运动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全国反右严打专项行动，并到北大坐镇指挥。”
在学校南大门旁的27号学生楼前的空地。燕遁符说：“当时西语系学生要在这里召开控诉会（对1957年前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被江隆基（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坚决制止，而改在办公楼礼堂。学生们对江隆基处处压制学生很反感，贴出大字报批判。”
燕遁符说：“2010年5月，我和谭天荣拜访90岁沈克琦（1957年为物理系秘书，后为系主任、副校长，同情右派）得知，在1957年5月，中共号召帮助党‘整风鸣放’之初，在校党委的一个小范围会议上，彭佩云（时任中共北京市委高等学校委员会常委、办公室主任）到会。江隆基认为，学生年青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容易激动，可能闹出大事，主张要想方设法加以控制。主管北京高校工作的彭佩云按照彭真（市委书记）部署，贯彻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要发动学生鸣放。沈例举西语系控诉会，当时江虽无法阻止，但设法控制局面，把会场安排在校园中心的会议室内，可以关起门来，不让学生出去，以防在原定27楼前的空地聚会，如激动起来，容易就近走出校南门，上了海淀大马路，事就大了，学生就要吃大亏了。”
燕转述陈奉孝文所述：“与此同时，各个系里党组织还在动员学生‘鸣放’，毕业生们惦记着分配，无心关注‘整风’，却被‘诚恳’邀请在离校前，留下宝贵意见。7月初，新任党委书记陆平取代‘领导反右斗争不力’的江隆基，而领导反右斗争，许多学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而劳改劳教，其中不少人后来被判重刑，被枪杀和非正常死亡。在1958年3月初，学校还赶在‘右派分子一律不出学校’的中央文件下发到学校之前，把仅被处以‘开除党籍、团籍，劳动查看’的学生右派分子，迅即送往厂矿，由群众专政并监督劳动，达22年。”（附件4，燕遁符等致彭佩云的信）
燕深情地说：“江隆基亲历延安整风运动，深知‘整风’将制造冤假错案。他为保护学生，冒着巨大风险，抵制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被撤职。他的正直和良知，可以与蔡元培和胡适两位校长媲美。”
燕忿然谈到彭真的责任：“1958年夏，我听过彭真作的《反右派运动总结》报告，他那洋洋得意，一脸奸笑的样子，记忆犹新。他在‘文革’中受打击迫害，多少有点活该。改革开放之后，他被誉为‘推动法治建设’的第一人，让人啼笑皆非。其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非是他首先提出，而是1957年由‘右派分子’提出，而遭到他的嘲笑、狠批和打击。他日后受罪，痛改前非，应该欢迎，但他首先应该向被他打击的‘右派分子’赔礼道歉，但却没有。可见，他心里的“人人”，仍仅指中共的利益集团，并不包括普通老百姓。”（笔者注：我曾在彭真委员长领导下从事立法工作，他励精图治，使我受益匪浅。彭真曾说：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
黄观鸿（北大校友、原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右派分子黄万里之子）日前听我介绍当年俞庆水曾与黄万里先生通信，而专程前来结识俞庆水。
姚燮庭（清华校友）：未名湖畔纵谈往事，旧梦重温青春已逝。
引蛇出洞丧尽天良，历尽苦难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