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08）万延海/文：我们过去总是把中国警察看成救火队，哪里有危机，就奔赴哪里？但现在中共公共安全部门建立了系统的情报监测、高危人员动态管控、预警机制、紧急情况预案等，并开始主动出击，打击享有盛誉的维权领袖、政治反对派和草根行动者。中共警察不再只是救火队。
相反，现在人权工作者却成了救火队。在越来越多的人权工作者、民主人士失去自由之际，国内外的人权工作者，除呼吁和谴责之外，似乎能够做的也就是聘请律师和给被拘留或被捕入狱者及其家人提供经济援助。
中共一定私下在笑话人权工作者。一方面，人能否释放，取决于警察，而不是人权呼声。另外一方面，大家全部精力和资源耗费在人道主义援助和舆论谴责外，似乎并无系统对策。最后，被拘留或被捕的人权工作者及其组织往往处于停滞、瘫痪状态。当局打击维权人士和民主人士的目标实现了，维权人士的社会功能被严重削弱。
不少这样的维权人士成为国内外著名的英雄和他人学习的榜样，但是他们个人的自由状况并无改善。同时，除提供一座座道德丰碑和群英故事外，他们的社会功能并不活跃，处于需要救援和帮助，而不是可以帮助他人的状态。而制造英雄和烈士并非我们本意，我们本意在改善民主和人权。
综观位于中国境内外的人权救援，大多处于对受难者的救援和支持上，但却缺乏策略去继续推动人权工作者没有完成的具体事业。比如，当大家关注陈光诚之际，人们主要是针对这个英雄人物，但他的情况却并无改善，他关注的残障人士权利和计划生育暴力堕胎问题，却并不系统全面地跟进。同时，悲剧的问题是，虽然全世界、全中国的人权工作者关注陈光诚，但陈光诚却缺乏利益相关社群的关注，也缺乏本地居民的关注。
国内外的人权救援者和组织是否可以有新的思路和新的策略？可以的。人权救援，不仅要救急来帮助受难的人权工作者，更需要寻找策略支持和维持维权者没有完成的事业，并且把这些事业放大。人权援助也需要对人权工作者周围邻里和社区成员进行人权教育、介绍人权工作者的事迹。
比如，关注陈光诚的国内外朋友和组织，除表达道义支持和声援，启动各项人权保护机制，也可以策划项目活动，组织人员，在陈光诚家乡山东省临沂地区开展一些基本的人权教育活动，也可以推动公益服务组织发展，为当地民众提供长期的社会服务，帮助大家获得政府之外的信息来源。同时，就陈光诚关注的残障人权利保护、计划生育暴力堕胎等问题，权威性人权组织可以每年征集一些好的项目创意来支持，推动广泛关注残障人权利保护和计划生育人权问题，也可以每年评选和奖励一些优秀的关注上述问题的组织和个人。
如此一来，人权就不再只是个案问题，而是大众利益相关问题，自然就会出现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参与。
同时，人权援助需要关注受难的人权工作者的同事们，因为一方面他们同样处于危险中，一方面他们需要资源来支持对受难者的救援，也需要资源来继续受难人权工作者没有完成的事业。
总之，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受难的人权工作者和民主人士，更要关注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只有确保继续发挥受难人权工作者的社会功能，我们才能更好地鼓励社会参与，同时，因为其功能持续，当局抓捕人权工作者也失去其阻止人权工作或民主工作的意义。毕竟，反动派并不主要关心外界怎么看他们，而是主要关心自己能否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如果抓捕人权工作者，将激发起更加广泛的社会参与，无助于其控制社会的目标，当局最终可能就会考虑其他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