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张天一
最近，广西全州的一封信访文件引发轩然大波。事发起因是，一位民众因为1990年缴不出超生罚款，未满一岁的儿子被计生干部强行抱走，他们盼有生之年能一家团聚。在6月28日向全州县信访局提出申诉的过程当中，全州县卫健局于7月1日公文回复，称当时是为了“社会调剂”，“没留存任何记录”，并“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
上述文件的名称为“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此事一经《新京报》等媒体报道和网络传播，便使得群情激愤。因为这一文件内容等于是变相承认了地方政府在当年以“社会调剂”之名行贩卖人口之实。被“调剂”的婴儿在被强行抱走后，极有可能被官方卖给了有需求的人。为了避免被追责，所以，对这类案件均拒绝受理。
众所周知，中国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就在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一胎化政策，并长期将其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一政策造成了恒河沙数般的人间惨剧，无数的家庭被罚款，无数的超生者被关押或强行节育。更为凄惨的是胎儿到怀孕晚期仍然被强行堕胎，计划生育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
全国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的地区执行力度上存在差异。有的地方政府表现得尤为残暴，如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家乡山东临沂，一个东师古村的计生罪恶，就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不过，诸如全州这样强抱超生婴儿的情况在以前还闻所未闻，这一事件如同“铁链女”事件一样，突破了道德和法律底线，超越了当今世人的想象。
7月5日，《新京报》采访到当事人家属。据悉，这名被强行抱走的男孩叫邓小周，他的五姐邓海荣透露，他们的父母育有4子3女共7个小孩，出生于1989年的邓小周排行最小。根据当时的计生政策，乡政府和计生站要求父母缴罚款，但家里没钱，一些家具、电视和猪都被带走抵押。父亲曾借了几千元人民币，但仍未能交齐罚款。
邓海荣和她的大姐表示，1990年8月的一天，母亲和邓小周被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安排在全州一家旅店的二楼。当时任职于全州县安和乡计生站的高姓人员和几个人，把邓小周从母亲怀中夺走。根据全州卫健局引发关注的那份文件，邓小周父母举报的人名为“高丽君”。7月5日，全州的上级政府桂林官方以“不当处理信访”为由，将全州县卫健局局长等相关人员停职调查，并派出联合工作组调查。近日，当地政府和派出所都有人到邓家了解状况，镇政府人员承诺会帮忙协寻邓小周。
问题是，在全州县，和邓小周有相同遭遇的孩子还有多少？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不仅是全州，在其它地方也有人遭遇“调剂”人生。2014年，《中国青年报》报导“被‘调剂’了23年的人生”。2011年，《财新》杂志的“邵氏‘弃儿’”，分别揭露了在四川达州和湖南邵阳的同类故事。可以想象，在全国范围内，被“调剂”的人口数量恐怕相当庞大，只是，真实数据很难掌控，因为很多证据都被湮灭。
《经济观察报》7月5日发表的署名作者赵宏的评论《“调剂孩子”违法！卫健局通告更是对法治和生命的漠视》呼吁，政府应调查被“调剂”孩子的讯息，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因为“当年因此失散的并不是一个，而是很多”。就此事，大批的官方媒体发声，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助相关家庭找回因为“调剂”而失散的人口，并对相关人员追责。然而，从桂林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情况看，地方官员更希望处理的不是当年政府机构的“人贩子”，而是引发舆情的工作人员，有避重就轻、舍本逐末之嫌。
独立时评人、自媒体《王剑每日观察》主持人王剑在油管（YouTube）7月10日的视频中指出，把超生的孩子，特别是交不起罚款的父母的孩子抢走，这是当时计划生育政策下普遍的做法。他说：“以社会调剂的名义把这个孩子送走，甚至贩卖，相当普遍。用社会调剂的名义，是把人物化。把人变成一个物品，调剂是互通有无的意思。调剂是针对物品，没有针对人类的。他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祸国殃民，残害中国民众数十年，这是中共灭绝人性政策中影响最广、危害至深的一项。计划生育在中国成为了另外一个禁忌议题，和文革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更多更深入地揭发这件事情。”
“社会调剂”事件引发强烈反响，曾在中国从事多年维护妇女权益、救助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原中共军官姚诚对“美国之音”表示，以超生为由把被视为父母心上肉的小宝宝强行抱走，就是抢走。不难发现，尤其让公众感到愤怒和难以置信的是，这份冠冕堂皇的政府文书明确表述的“超生的孩子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这一说法。
在一些微信群中，很多人不禁感叹：“还有这样邪恶的事情？超生户当年也太好说话了”。更多的人在追问：“被‘调剂’的孩子去哪儿了？应该给个说法”。还有人透露说：“这只是冰山一角，不止是全州有这样的事情。”维权记者上官云开在评论中表示：“处理此事应该法纪并进，查清所有事实，对当年乱作为，灭绝人性的官员，就是从棺材里扒出来也要追责，否则无法平息众怒”。评论员何思云认为，全州的抱婴事件操作比丰县“铁链女”事件更为邪恶，她的微信公众号“何思云说说”因为该文被封禁。
可以肯定的是，将超生的婴儿以“社会调剂”之名抱走，明显涉嫌贩卖人口，而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则是有组织的贩卖人口集团。要彻底清算当年的计生罪恶可能很难，但是，对于这类罪大恶极的超越底线行为，当局不能在舆论的狂轰滥炸后就将其划上句点，而是应该在纠正政策的同时，严厉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并协助家属找回失散者，尽可能地用国家赔偿等方式来还受害家庭一点公正。
2022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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