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6)权利运动发布：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这次政治风暴践踏了几十万人和他们的家庭，所造成的恶果到今天也还远远没有消除。1955年8月，中共发出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明确规定：“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
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然不判刑，虽然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各省、市应立即自行筹备，分别建立这种劳动教养的场所。”。这是历史上首次正式提到劳动教养。1956年1月，中共就劳动教养问题发出《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1957年7月18日，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为反右运动加压，正是为了配合这么一项暴政，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将党的意志转化成了国家法律，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正是：劳动教养制度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1979年的“严打”期间，劳动教养这一恶法再度肆虐并得到强化，1979年11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以国发［1982］17号文件，转发了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这些法规体系构成劳动教养制度的基本框架。
这个恶法所带来的恶果，以及它如何违反了宪政的基本原则，早已为人透彻地论述过，正如学者叶铭葆先生所言：劳动教养就是对人民实行专政。我所关切的是，为何这一恶法得以在如此长时间内存在？
我首先想到的是到对暴政的反抗历史中去寻求答案。只是在目前的信息封锁和历史被系统地阉割的情况下，还没有条件去获得充分和准确的信息来分析。我只能在我自己十分有限的视野内探讨，我自己的观察是，这一横行近60年的恶法，并没有遭遇有意识的、系统的和有历史传承的反对行动。由于笔者缺乏当代中国民主和自由运动[*1] 的可靠史料，我所注意到的针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比较广泛的批评和反对大概是起自《行政处罚法》于1996年实施后，原因大概在于劳动教养制度和该法的冲突是十分明显的。到了2000年《立法法》的实施，法律上的冲突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这一恶法体系的广泛反对，然而，无论是哪一次，仍然没有形成反对该一恶法的有效社会运动。
从2003年开始，陆续有一些法律界人士和学者们[*2] 开始系统地论述和劳动教养相关的问题并提出批评或者反对意见。
2004年1月下旬，广东省一些政协委员联署发起要求广东先行一步废除劳教的提案。
2007年底，有69位中国学者和法律界人士联署发表了公开信，呼吁取消劳动教养制度。
2008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马克宁正式提交建议，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2009年，谢燕益律师针对劳动教养制度采取了多个法律行动，并和一些活动人士一起发起“劳教节”，以铭记罪恶的方式开展对劳教恶法的斗争。
2010年，杭州王成律师等人再次发起一个持续性的公民签名行动，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目前这一签名在继续推动中。
观察那些得以脱离专制，走向自由的国家的历史，我们总能看到，自由的到来，枷锁的破除，很少不是出自民众广泛、自觉、持续性的反对和抗争的。自由的获得和保持，都需要持久和艰苦的努力，这已是不易的真理。
劳动教养制度和户籍隔离或者种族隔离有所不同，劳动教养制度虽然没有系统性地贬低人的尊严和权利，但却是侮辱和剥夺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一个十分便利的工具，并为巩固那些更深层次的暴政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它显然也是人类社会系统性的暴政的一部分。对这样的恶，很难想象没有持续的努力就能轻易根除。
上世纪初，南非印度人为反抗当局的种族歧视法令，曾经在甘地等人的带领下进行了长达14年的非暴力反抗，才迫使南非当局取消歧视性法令。整个斗争期间所采用的抗争形式包括签名请愿、独立调查报告、提出建议法案、反对人头税（类似暂住证的收费，但金额比大陆的暂住证费高昂）、公开焚烧通行证（类似大陆暂住证，或今天的居住证之类的隔离措施）、游行示威等，所有的斗争都在非暴力的原则范围内围绕这一目标展开，并互相促进。反观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与这一恶法肆虐半个多世纪相伴随的，并不是持续而有力的反对行动，对此，我们固然可以更多地归因于权力当局对反抗者的打击以及对整个反抗历史的掩盖和消解，但试图改进社会的人们仍然需要考虑自身的因素引起的消极效果。当然，我也欣慰地注意到，由于许多知名或者不知名人士的牺牲或反抗，劳动教养这一邪恶制度在今天已经是大大收敛了，还日益成为正义舆论的一个主要反对目标。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加紧最后的一推来终结它。
劳动教养，或者其他肆虐多年的恶法暴政，真相本身已经是它最大的克星。通过受害者本人讲述所亲身经历的劳动教养的迫害，通过民间的调查来揭露制度性的黑暗，通过公民的签名请愿，并在越来越多人的参与下，推动正义舆论的不断扩大，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将不会是太久远的奢望了。我们所要尤其注意的是每个公民不要轻看自己的参与，哪怕是一个签名、一次向尚未了解的人们的转述，都将推动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暴政固然需要靠暴力维持，但没有一个暴政单但靠暴力可以维持。人类社会的权力，不论是正义或者非正义，都必须依赖人们的服从或者容忍才能成立，才能有效运行，当人们对强权不合作，不服从时，它就开始逐步削弱和消退。当个人性的不合作、不服从被其他公民们所理解，并被自愿地传递和坚持时，公民的自治就开始确立，强权的末日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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