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春天，我访问美国，不少关注中国维权和政治的人士询问，为啥大家都不出来说话，偏偏胡佳在不断发声，是否是中国政府故意让他这样做的？我解释了胡佳的性格和坚持，消除人们的疑虑。2007年底，胡佳被逮捕，成为国际英雄。
2010年夏天，同样的困惑。为啥你们政府还在允许某某观察在工作？言下之意，担心这样的人权团体属于中国政府安排的。
这样的疑问，在国际组织、学者和民运人士中，应该是普遍的。这样的疑虑，是有理由的：1、中国社会政治上压制，人权团体可以持续发展和发声，确实是新近的事情；2、地理、语言和文化上的距离，人们无法看到细节和过程，而只能通过表面来看待问题；3、有些团体被取缔、有些人士被逮捕，为啥其他人或团体却“健在”？
但这样的疑虑缺乏证据支持。不仅影响到中国维权人士、团体和国际社会的交流，而且让人权团体和人士无助，在关键的时刻，缺乏资源和道义支持。人权工作处于挣扎中。
笔者就常有体会。我过去在中国国内负责的团体主要从事艾滋病和人权工作。因为拿国际基金支持和与人权组织联系，在中国社会里被怀疑为他国服务和危害国家安全。因为我们没有被消灭掉，因为在国内我们公开拿人权基金大户的钱，拿得比较多，在我们受到全面打击之前，对我们的疑虑估计是非常多的。
这样的疑虑是多余的。我曾被国际人士询问，有人说某某人权团体负责人是国家安全部的，问我怎么看？我立即回答说好，我表示，如果中国国家安全部有这样懂得人权和民主宪政的人才，天天给安全部讲课，不是离我们期待的和平演变、推动中国民主化的目标更近了吗？我随后表示，其实，我们永远无法知道那个人在人权民主工作的第一线究竟和政府安全人员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主要看其工作的客观效果。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在一线承担诸多人权和民主使命的领导者，可能在多项重要事务和目标上，面临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或公安部门的疑问和调查。完全不合作，可能就面临即刻的禁令，就难以在现实工作中保持个人或组织活力。很多人可能选择合作或有条件合作，至少不拒绝谈话。谈话过程中，在不同事务上，对立场、原则、策略和细节的交谈，完全依靠个人独自承担，依靠个人的阅历和把握此类关系的能力来处理，而且这种经验在同行之间难以交流。而且个人随时可能失去自由，对失去自由的恐惧恐怕植根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的政治看家们，对待一线工作的维权和民主人士，需要依据人类社会已经建立的客观标准，比如人权公约、法律、机构章程等，来要求和约束人权或民主工作者，依据其工作的客观效果来评估其工作意义。
中国社会专制，但并非完全没有空间，而人类社会有些空间主要在于个人的参与意识，是当政者无法剥夺的。在从专制中国走向民主中国的道路上，肯定不是一个简单黑白分明的事情，民主不会在一天突然出现。在这个复杂和动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多一些谅解和宽容，少一些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