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猷凡在国家信访局）
（黄猷凡与访民一起生活在北京的涵洞）
（武汉市政府在黄猷凡家的“贵记”糕面店上建造了28层商住楼）
（民国政府给予“贵记”糕面店的记载档案）
（2012-8-1）权利运动发布：
已在北京上访30年的武汉冤民黄猷凡说：为了要回被政府抢去的房产，母亲肖玉珍30多年讨房中被无数次关在精神病院，最后在自己被侵占的房屋中以上吊结束大半生的痛苦；我踏着母亲的足迹继续，结果把我关到武汉市在北京的黑监狱……；我的女儿更是被诱骗误入歧途，作了政府官员的人质，成为它们长年的性奴，这是一个什么社会啊!
民国35年国民政府赶走了日本人，黄猷凡的父母张福森（又名张大贵）、肖玉珍经民国政府批准，在武汉市现在的江岸区洞庭街建造了33号两层楼房，建筑面积54.85平米，上层用作住房，下层开了“贵记”糕面店。民国37年4月30日，民国政府为该房屋登记造册。
民国38年共产党在大陆地区颠覆民国政府，“贵记”糕面店被共产党政府接管，“贵记”糕面点变成了“洞庭合作餐馆”，由“公”家借用，肖玉珍为要回自己的房屋，被关入疯人院，出疯人院后做保姆有一一些积蓄，就再讨房屋，结果再被关入疯人院，如此周而复始……。
黄猷凡的父亲张大贵在黄猷凡出生后不久因患麻风病，被强制送到麻风病院隔离，直到1974年死于麻风病院。张大贵本来就姓黄，因为祖父落难时受庙里的一位和尚搭救，为了报答这位和尚的救命之恩，遂改姓为张。三代后，黄猷凡回归本姓。
到1978年，已经24岁的黄猷凡开始陪同母亲向“洞庭合作餐馆”党支部要求终止房屋借用关系，返还属于自己家的的门面私房。但，讨房不成，母亲却再次被关押精神病院。1981年11月，黄猷凡的母亲在被政府折腾了几十年后，悲愤地吊死在他们代租的小屋内。黄猷凡说：我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母亲撕心裂肺的悲痛万分，重复着母亲的轨迹……
三年后的1982年，黄猷凡家的房屋被强制拆除，几年后在房屋地基上造起了28层商住办公大楼。正是这次强制拆迁，导致坚持一年的黄猷凡落下终身残疾。直到1994年，武汉市房地开发公司才给予黄猷凡作为无房户安置到二类区的解放南路124号302室的承租房居住。黄猷凡带着当时只有7岁的女儿生活，一面继续讨要自己的房屋。
2002年9月2日星期一的早晨，黄猷凡已15岁的、品学兼优的女儿周杨璐背着书包象往常一样与妈妈说了再见后，就再也没有回到黄猷凡的身边。开始，在黄猷凡的苦苦寻找个月后发现，女儿就在球场街的色情场所，黄猷凡赶紧向辖区球场街派出所求助，请求解救自己的未成年女儿，可不知派出所是要保护色情业还是要打压黄猷凡的维权，不仅拒绝解救，黄猷凡的女儿还从此一度失踪。最近，黄猷凡听到女儿在官员手中，就再次找球场街派出所，所长告诉黄猷凡，其女儿已经是成年人了，公安管不了。并称其女儿正在谈恋爱，很幸福，让黄猷凡不要打扰她的生活。
2008年，黄猷凡被关押在北京黑监狱，因王孝启截访有功，2009年被提升为江岸区信访局长。目前，上级指示江岸上区政府、残联、球场街道等，要安排黄猷凡到养老院去度晚年。为讨回自己的房屋，黄猷凡一家三代女人的悲惨命运深深地烙上了各个时期的印记。
“我们的房屋是有民国政府发的房产登记证明的，是解放后被抢去的，政府应该还给我们。”这是黄猷凡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房屋被抢了还说是解放，不知是否说明老人还是对共产党政府抱有希望。
黄猷凡手机：15811577911。
江岸区信访局长王孝启：1307129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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