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年多来，我对李长春和李克强因隐瞒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疫情和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除了实名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进行6次举报外，2012年9月又发出致中共十八主席团和全体党代表公开信。从我冰山一角的揭露中，不难窥视被李长春和李克强隐瞒近20年的“河南血祸”这个世纪大案惨烈之一斑。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人们对中共十八大寄托厚望之际，此次大会竟然违背民意，让没有良心和毫无人性的不齿之徒再次进入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
丑闻缠身的李克强神奇“二入常”
我日前致中共十八大的公开信列举了李长春和李克强在河南血祸中的桩桩劣迹，还特别指出即将上位下届总理的李克强无法掩饰的严重罪孽。然而非常遗撼的是，我此次的公开信和连同前几次的举报，均未能引起十八大代表的关注，这还不包括他在河南和辽宁省任职期间发生的几起重大火灾和矿难应负的责任。以致绝大多数代表在对河南血祸毫不知情或知之寥寥的情况下，连连举手选举李克强为新一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最后竟非常惊异地在“伯乐”护航下连闯“三关”，和想当年劣迹斑斑的李长春一样，被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二入常”。
所以出现这种奇异的结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新闻拢断和封锁，以至令我的举报在国内无法见之报端，让揭露李长春和李克强的音讯销声匿迹，致使大多数代表因对河南血祸不知情只能从众举手了。有的虽有所知，但因有幸被推举为党代表参加大会已无尚光荣，所以不能有违党中央的信任对李克强投不信任票。因而曝出本不该把有严重污点的人选入党的最高决策层的政治丑闻，让一粒老鼠屎毁了一锅汤。
李长春和李克强能够二入常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是两位“后台”的“保驾”。前一位力保自己的“心腹”李长春，后一位则 “克隆”其前任的手法，力保自己的“影子”李克强，让一手提拔的亲信都两次“入常”，以让他们为自己退位后权势不减又无“鬼叫门”的“后顾之忧”尽犬马之劳。此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几十万无辜受害者则是这一政治交易中的最大牺牲品。这是执政党在权力交接中“旧瓶装新酒”和践踏党纪国法极不光彩的一页，也是公然对河南“血浆经济”中几十万受害者的最大挑战。
此次大会本应对李长春和李克强立案问责，但却成了李克强堂而皇之地步上二入常红地毯的“明星”。为了让世人了解李长春和李克强在被隐瞒近20年的河南血祸中扮演的角色和他们应负的责任，以及在灾难发生后在对灾难处置上令人发指的恶劣行径，简述为8条“罪孽”和8个“逼问”，以认清他们的真面目。
李长春和李克强在河南血祸中的累累恶行一是从河南血祸发生第一天起，就谎报瞒报，从不说真话，以至最终酿成至少3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和至少10万感染者死亡的世界罕见的惨剧。李长春和李克强敢于肆意妄为将重大疫情隐瞒得这样深，又能逃避追究，这个黑幕对国人乃至世界还都迷一样有待破解。在这种情况下何谈公平、正义与法制，更何谈对受害者“负荆请罪”和赔偿。这就是在当今中国因有后台保护出现的无法无天。
二是疯狂迫害敢于揭露疫情真相的知情者，以此封住他们的嘴，堵塞疫情泄露管道并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这就是历史上常见的令人无比愤恨如奸臣秦桧陷害忠臣岳飞的现代演绎。
三是拒绝外省知名专家进入河南进行人道救援，以不惜牺牲大量急待救治者的生命为代价，防止疫情外泄，这就是对深陷“火坑”渴望求生需要拉一把见死不救的变相杀戮。
四是以“维稳”之名动用警力，以拘留和判刑的手段，残忍打击上访告状的受害者以掩盖事故真相，逃避罪责，这就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权莫进来的现代《窦娥冤》悲剧的重演。
五是利用职权封锁消息，欺骗舆论，蒙蔽世界长达近20年之久，可以说是中国近几十年来隐瞒重大公共安全事故之最，这就是卑鄙的阴险家“此地无银三百两”屡试不鲜的“瞒天过海”绝顶一招。
六是某些人在高层默许下，企图把“血债”累累的河南血祸案蓄意篡改为不必追究的“无过错”，使其无罪化。以此将李长春和李克强装扮成善待百姓、毫无过错的“爱民如子”的清官。这就是把要求公平与正义走向申冤绝路的数十万受害者，推向永远无法得到公正的无底深渊的图谋。
七是仰仗后台撑腰和中纪委以及卫生部等有关部门“保护伞”的掩护，不顾数十万受害者的反抗和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事件主要责任人李长春和李克强至今不认错，不担责，不谢罪，执政党高层也没人敢碰他们一根毫毛，成为当代任意放火的州官，致使铁证如山的河南血祸案至今成为无人负责的非常离奇的“无头案”，这就是“官官相护”体制在光天化日之下制造的一桩天下奇冤。
八是二位高官通过极为诡异的手段爬上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不仅巧妙地逃避司法追究逍遥法外，而且其中一位还总佯装“圣贤”给国人“指点江山”；另一位不仅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光环，而且还在北大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的李克强，与李长春同流合污，肆意践踏司法，岂不滑天下之大稽。这种徇私枉法确是一出令人忍俊不禁的败坏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声誉不堪入目的嘲讽剧。
综上所述，二位高官隐瞒重大疫情而衍生的草菅人命的恶果，在两位后台用尽全身解数的保护下，其行为如同利用公权力的“政治杀人”。
逼问李长春和李克强良心何在
鉴于二位高官问题的严重性，值中共十八闭幕之时，我不得不逼问欠下巨额“血债”又拒不认错的李长春和李克强，你们还有良心吗？如果有，良心在哪里？！
一问隐瞒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疫情，二位高官想没想过会导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疫情似火情，第一时间应把疫情公示于众，并在疫情“火上房”时必须动用一切手段全力“灭火”。可是你们为了掩盖罪责，不是先“灭火”，却把“报火警”的人当成“凶神恶煞”先行打击，等同于“上房抽梯”的“火上浇油”，以至于本可以容易控制的疫情像“脱缰之马”，“火借风势”迅速蔓延。作为一省之长，大火起来是先救火还是先打击报复“报警人”，熟轻熟重你们绝不糊涂，但竟不可思议地对著名的三位忠臣大开杀戒。
高耀洁80高龄不遗余力抗击艾滋病，可是二位高官为了平步青云，把本可以称之为“国宝”级人物的“报警人”视为必须除掉的“祸星”。河南当局多次对高发出警告，说她抹黑河南地方形象，威胁她不得对外说河南有艾滋病，并将其视为“为国外反华势力服务”的罪人软禁进行残酷迫害。据此推理，如果说揭露疫情真相是“反华”，那么二位高官隐瞒疫情则不是反华而是“爱华”了。这是即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的荒谬逻辑。
河南当局对第一个揭露艾滋病毒暴发流行的王淑平亦是极尽打击。省卫生厅的领导对她发问，为什么别人不能发现艾滋病，就你能发现？卫生厅长刘全喜让王淑平到办公室问话，没等王说完话就大发雷霆，给我出去，立即出去！周口地区卫生局领导得知她向卫生部报告河南疫情后，第二天，这个领导拿着一根长棍子，砸王淑平所在的临床检验中心牌子，然后进屋砸检验设备，还用棍棒打她的头。王淑平给卫生部长张文康写信，反映她在河南受到迫害求助时，卫生部不但不保护，反而将她的控告信转给河南省卫生厅和地区卫生局，进而加剧了对她的打击。
对在李克强当政河南时敢于向外界揭露河艾滋病大流行真相的万延海，两次遭到拘押。二位高官为了隐瞒疫情，对举报者就这样“斩草除根”。
河南没有一个官员因艾滋病大流行下台，相反抗击艾滋病的王淑平、高耀洁和万延海几位有功之臣却被无情整肃。河南这场世纪浩劫，其元凶已不是艾滋“病魔”，而是高官追权逐利的“心魔”，从而导致艾滋病魔在河南猖獗和肆虐。这种“反淘汰”机制给河南的伤害极大。如此肮脏丑陋的心地，我不得不逼问李长春和李克强，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
二问面对众多无辜感染艾滋病毒的受害者上访申冤实施的高压打击政策，二位高官想没想过这种倒行逆施、残酷打击将会激起更加强烈的抗议而导致无法控制也无法预测后果的抗争。受害者到法院上诉，因司法不独立，政府下令一律不受理；走上访之路又被拘留和坐牢，闹得受害者投诉无门，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河南血祸所积累的民怨、民愤，等同于在河南制造了一座座随时都可以喷发的活火山。作为正直的政治家本应直面现实，毫不迟疑地在早期积极给艾滋病毒感染者有效治疗和抚恤。可是河南当局却以维稳手段倒打一耙，给上访者扣上“冲击国家机关”、“敲诈勒索”、“聚众闹事”和“扰乱社会治安”的帽子，成了被拘捕和坐牢的罪人。
因分娩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并传染给孩子和丈夫，丈夫后死于艾滋病的赵凤霞，她多年上访无果，2012年1月和2月继续上访时被判2年徒刑。9岁因外伤治疗无辜感染艾滋病毒的田喜在徐光春和卢展工当政的几届政府都上访，大学毕业后再次上访被判一年徒刑，最近又以所谓串联河南受害者到北京上访被北京海淀公安派出所拘留18个小时。这种欺压百姓，鱼肉人民，生杀予夺的做法，真乃穷凶极恶，令受害者毫无尊严可言。他们这样无情无义对对待已经一贫如洗的上访“臣民”和不顾一切后果践踏法制，要是在法制健全的国家早就被轰下台了。令人惊奇的是，下届总理非李克强莫属。中国难道真的没有能人了，不通过竞争，又没有舆论监督，是骒子是马也不拉出来溜溜，非要在小圈子里把“害群之马”当成“千里马”，“伯乐”这样认人唯亲，国家能有希望吗？。我要逼问李长春和李克强，你们如此残忍对待与你们在“同一战壕”并肩战斗的河南百姓，违背人之常情和良知，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
三问二位高官想没想过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剥夺国人知情权在当今已属极不寻常的野蛮行为，那是最腐朽的无文明可言的年代和专制社会为了确保一统天下，实施的毫无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独裁政策的逆潮流而动。由于李长春利用职权压制媒体对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真相的报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这些中国主流媒体，在他的控制下从不报道河南艾滋病大流行实情，其他媒体也不敢涉猎。除了境外媒体一浪高过一浪的报道外，在中国境内被封锁得“天衣无缝”，就像河南根本没有发生过艾滋病大流行。河南记者张继承在河南暴发艾滋病大流行6年后第一个报道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真实疫情，因突破“防线”，被省委宣传部下令“开除”，何等残暴。主管宣传的李长春近年来高喊记者“走基层”，但就是不让记者到河南艾滋病村走一走，不许揭二位高官的“伤疤”，对河南艾滋病疫情的封锁达到“真空”，只能报喜不报忧的“歌舞升平”。李长春这样做是对新闻工作本义和职能的颠覆，是把新闻工作属性窜改作为只维护自己利益的吹鼓手和喉舌。二位高官试图捂住天下人的嘴巴和耳朵，但却捂不住艾滋病魔的发威。他们强力捂住真相的那几年，正是艾滋病毒在人体内“潜伏”而不为人知后来大爆发的几年，也是开始从卖血者身上向其他人群大范围扩散艾滋病毒的几年。对于造成的这种灭绝人性的恶果，主管意识形态和主抓“精神文明建设”的李长春，天天高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记者走基层，却口是心非。你们对河南受害者的苦难极力掩饰，熟视无睹，那是毫无人性。我要逼问李长春和李克强，你们的的良心哪里去了？
四问艾滋病爆发流行后不及时确诊和治疗，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又拒绝外省专家救援，对已进入河南的知名专家桂希恩和张可强行驱赶，将无数感染者特别是濒于死亡边缘的重患置于死路一条的绝境会出现什么恶果。如果一发现艾滋病毒大面积传播，就采取措施控制疫情和给予卖血者进行艾滋病毒检测，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即可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又可以使众多重患争取存活机会免于过早病故的不正常死亡。这种本可以避免的灾难却眼睁睁地坐失良机，让河南成百上千个艾滋病村成为死亡之谷。面对惨绝人寰的灾难，对受害者之死就像随便捻死几只蚂蚁那样无所谓，太惨无人道了，彰显二位高官的良知已荡然无存。我要逼问丧尽天良的李长春和李克强，你们的良心哪去了？
五问在河南众多艾滋病患者得不到救治，其遗孤又得不到妥善安置的情况下，河南当局却千方百计阻挠境内外慈善人士对艾滋病亡者“遣孤”的救助和给他们“托孤”，二位高官晓不晓得遗留如此之大的后患，会给社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河南省柘城县双庙村因卖血无辜感染艾滋病毒的朱进忠，尽管重病在身，还情系村里的艾滋遣孤，在家中办起了《艾滋儿童之家》，用他微薄的力量收养了50多名遗孤。因他的行动影响了地方形像，不允许民间这样的组织存在被强行关闭。当他病情恶化的弥留之际，仍一再嘱托妻子要把收留在家的孩子照顾好，不能让他们辍学。当他离开人世时，艾滋孤儿在他的灵堂哭成一团。这位可敬的农民就这样走完了37年的人生历程，结束了最后几年的传奇善举。朱进忠病亡时家中还住着4个孤儿。11岁时父亲患艾滋病去世，母亲改嫁他乡的杨晨晨，跪在灵柩前喃喃地说：爸爸走了，我的家在哪里！。
当河南无数艾滋家庭遗留下成千上万在苦难中挣扎的艾滋孤儿极急需救助时，一位有着菩提心肠的大善人的到来，为需要救助的孤儿开启了人生另一扇门。他就是在纽约从事金融工作，一架超级赚钱机器、典型的华尔街贵族杜聪。据知名人士白先勇先生介绍，当杜聪90年代得知河南省上蔡和新蔡县等多个地方因防范不当艾滋病泛滥成灾后，深入病区见到了令人目不忍睹的无数孩子父母双亡，剩下成千上万嗷嗷待哺、陷入绝境的孤儿的惨况，他似乎聆听到那些无助孤儿发出的求救哀音。
杜聪走进一户人家，两位老祖父母带领着五六个孙儿过活，因为两房儿子和媳妇都因卖血染上艾滋病亡故了，老夫妇一下子增加了一群孙儿，活活被生活的重担压垮。杜聪又进到另外一家，父母都染上艾滋，父亲先走，母亲病得奄奄一息，剩下一个初中辍学的女儿，即将变成举目无亲的孤女。弥留在床的病妇向杜聪哀求，希望在她身后杜聪能帮助她的孤女复学，给她孩子一个未来。杜聪意识到这样的孩子，他们日后前途之黯淡，很可能沉沦到社会底层。病妇托孤，让杜聪受到极大震撼。他承诺下来，要帮她的孩子回归学校，得到一个向上的机会。那是杜聪对河南艾滋孤儿所行的第一个善举。此后近十年间，杜聪拿出巨款，他的智行基金帮助12000个孤儿复学，其中已有500个考上大学，完成了人生最庄严的“救孤”和“托孤”悲愿。由于杜聪一念善举，改变了这个社会中最脆弱的一个群体命运多舛的一生。
这样爱心创造的业绩，杜聪得到诸多国际和组织奖项，但他的义举竟因地方官员抵制而被迫中断。朱进忠和杜聪的行动令人肃然起敬，但这样的行动因李长春对新闻的控制，在国内不能报道。在这样善恶两重天面前，李长春和李克强与朱进忠和杜聪相比是那样相形见绌，显露的则是冷酷的心。如果那些孤儿有朝一日得知自己和父母遭遇的身世，会像《赵氏孤儿》那样找二位高官复仇。我不得不逼问李长春和李克强，与朱进忠和杜聪救孤托孤感人形像相对照，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
六问众多受害者在长达10多年的上访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他们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得不到良好的治疗和应有的赔偿；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至少有1/3以上的患者痛苦地死去，而对尚存活的感染者治疗又严重滞后，李长春和李克强是否知道这种情况对受害者的生命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我在2011年“艾滋病日”致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中，特别列出了受害者在治疗方面存在的9个方面急待解决的问题。如生活补助费用太低、有效抗病毒药品少和对并发症以及感染艾滋病毒同时感染丙肝和乙肝数量相当多的患者不给予免费治疗；有的服用过期药品和因多年服用一种抗病毒药产生抗药性又不能更换和调整；还有艾滋病患者因免疫系统遭到破坏常出现的机会性感染也未列入免费治疗范围。每个月仅区区150元的医药费对于他们只是杯水车薪。卫生部也不组织专家对此进行追踪观查。尽管受害者无数次到省和北京上访，遇到的则是一次次的搪塞和推诿，始终得不到解决。
2012年4月，众多艾滋病感染者又一次到河南省政府请愿，当时承诺两个月内落实，但四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任何音信。于是2012年8月，河南省近400名艾滋病患者和家属只好再次来到到河南省政府门前抗议。他们说，我们丧失了劳动能力，在家不能活了，此次来省政府和以前多次来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次他们要求落实执行民政部26号文件中支付艾滋病患儿每月生活费和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生存的救助措施。河南省政府不但无人回应，反而调来上百名保安和武警与抗议者对峙。当抗议人群聚集在河南省政府办公楼前要求同官员会面时，警察用警棍殴打患者，并把一名被打伤的患者拖进省政府大楼扣押一个下午。抗议者在警棒乱打时愤怒了，冲撞省政府大门将其砸坏。那些打人的警察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生怕被上访者给染上艾滋病毒。他们这次上访还强烈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对卖血和输血感染艾滋病者尽快立案，追究当年省委省政府和卫生厅负责官员的责任直至刑责和给予受害者赔偿。
河南几十万受害者除了上访进行抗争外，已经没有别的活路，上访是唯一的选择。但二位高官对上访者的遭遇就是不闻不问。我不得不逼问二位高官，你们这样对待你们河南受苦受难并曾为你们赢得无尚荣光的“老乡”，其良心哪里去了？
七问遭受艾滋病洗劫的河南受害者，迫切需要得到善待、赔偿和爱的天空，以摆脱难以为继的生存困境。可是大批卖血者从出现艾滋病症状到死亡的多年间，他们及其家属像盼星星盼月亮那么样等待国家出台赔偿措施，然而却一年年落空。中年男子马深义的家庭悲剧，是整个文楼村不幸的缩影。卖血做为一种远比种田劳作轻松得多的“职业”，成为村民们赚钱的主要方式。他第一次卖血年仅17岁。新奇、刺激、来钱快，是当时卖血人的感觉。虽然一次卖400毫升血浆换得50元钱不算多，但对于年收入不过千把元的村民来说，还是极具诱惑力的。马深义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种赚钱方式给他的人生抹上浓厚的悲剧色彩。他的父母、嫂子、妻子，都因为感染艾滋病病毒永远离开了人世。给马深义留下的三个未成年孩子，又有两个染上了可怕的艾滋病毒。面对这个破碎的家庭，马深义看不到未来，惟一的希望就是让健康的大女儿早日长大，走出这个艾滋病村。因卖血导致家徒四壁、穷困潦倒，需要政府赔偿与救助的家庭，在河南成百上千个艾滋病村不计其数。
2003年9月,河南著名作家阎连科来到河南开封尉氏县一个艾滋病村,最先看到的是村边土墙上用白石灰刷的三个大字“卖棺材”,又看到村边墓地上的新坟。这是一座绝望的村庄。艾滋病的幽灵早在几年前就在那里徘徊,死亡的阴影笼罩了大地,贫穷随处可见。以志愿者到过的后杨村为例,全村共检测出艾滋病毒感染者800多人,已经死亡300多人。类似这样的村庄是河南数千个艾滋病村一个“活着和死了一样”的村庄。当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企图改变贫穷的努力,却换来死亡无处不在的阴影时,仇恨和暴戾的弥漫甚至比艾滋病毒还要快，展现人性的黑暗。那些艾滋病患者,既受到病痛的折磨,又受到他人的歧视与阻隔,他们真的成了“活死人”。
作为灾难的主要责任人李长春和李克强对受害者的赔偿，就这样一推六二五，甩手不管了。如果允许记者到那些艾滋病村走一走，我相信他们会指着李春和李克强的鼻子，痛斥他们太无德了。虽然我国近些年发生的如“河北三鹿毒奶粉案”、“山西矿难”以及“7.23温州动车相撞事故”等公共安全事件都对受难者进行了赔偿，就是新近发生的“延安8.26 特大交通事故”亦出台赔付方案。然而比上述任何一起案件都严重的河南血祸案，就是因为有后如保护拖延至今，无论艾滋病毒感染者还是死者家属，均没有得到国家赔偿。面对几十万受害者的惨境，我不得不逼问李长春和李克强，你们在中南海高官厚禄，却把河南受害者的赔偿置于脑后，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
八问作为国家领导人的二位高官，你们是否知晓代表和支配你们的信念即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已经发生了不可想象地迷失与偏离，也就是把“是非”、“善恶”、“美丑”和“荣辱”这个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彻底颠覆了。以至把黑说成白，把丑说成美，所以河南血祸一发生你们就首选隐瞒，对敢于站出揭露真相的忠良和对处于暗无天日的无辜上访者就进行无情打击，对艾滋病疫情就进行严密封锁和对国际舆论的遣责就充耳不闻，对事故责任就死皮赖脸不认账，而对官场上追逐和猎取官爵就津津乐道。总之，把代表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的“善恶”与“美丑”都本末倒置了。然而位居最高决策层“日理万机”、声名狼藉和道德沦丧的二位高官，竟脸不变色心不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这就是他们在河南发生血祸中所扮演的一幕幕丑剧的病根。二位高官应扪心自问，你们还有良心吗？你们不仅欠下几十万受害者的巨额“血债”，还欠下永远也无法还清的“良心债”。你们这样没良心，已经突破做人的底线，还是人吗？！你们的良心莫非让狗给吃了不成！
二高官与后台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都是历史罪人
从河南走出的二位高官步步高升，又都是两次当选政治局常委二入常，但没有给河南父老带来什么福祉，而是难以抚平的伤疤。最不可理喻的是，作为执政党指导思想的“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不仅没有成为提出者本人行动的座右铭并身体力行，反而成了死保二位“心魔”的后台。这是他们在美丽外衣掩护下“说一套做一套”、背信弃义面目的真实写照。
还令人惊异的是，害群之马李克强二入常，在执政党高层对其吹捧者大有人在，却没有一位站出来替几十万无辜受害者说话，将这位“新星”视为自己利益的最佳代理人。国家对河南血祸案既不立案，不问责，也不出台给艾滋病患者有效治疗措施以及对艾滋病患者和死者家属的赔偿方案；对冤死的10万亡灵，国家至今没有给他们祭奠和降半旗致哀，他们能瞑目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河南受害者已是一句骗人的鬼话。
河南血祸罪孽深重，铁案如山，我不可能一笔写就，但我将一笔笔揭露该案罪魁祸首的凶残本性，记述那些为维护正义站出来敢于揭露黑幕、秉承公义和无私帮助受害者气势悲壮人物的义举，以此作为对二位高官及其后台的讨伐和对受害者要求公平与正义的伸张，直至该案获得圆满解决。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也在所不惜，为了人的尊严，永向前向前！
可以告慰逝者的是，举头三尺有青天，头顶三尺有神明。人虽可欺，惟老天不可欺。有苍天为民做主，后台死保放火的州官，他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个也跑不了。善恶有报，驾鹤西归的10万逝者不用心急，你们稍候时日就等着审判有罪之人那一天吧。到了那时，在极乐世界尚未暝目之君就可以长叹之后宽慰地长眠了。最后，我要问候一声，你们在天堂还都好吧！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原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 陈秉中
原北京医科大学 兼职教授
2012年11月15日
附件：致中共十八大主席团和全体党代表公开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