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是体制内学者，公开批判毛泽东，多次受侮，矢志不渝，使人敬佩。毛被颂为伟大领袖，他活着凡对他流露不满者，都是“现行反革命”。“文革”中张红兵揭发母亲反毛，致死生母，他的忏悔，使我们再次回顾黑暗年代。
（一）十六岁少年揭发母亲反毛，致使母亲被处死。
1970年，十六岁的中学生张红兵写信揭发母亲方忠谋“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为此母亲很快被处死，这是“文革”惨剧的一部分。方忠谋烈士在家中对他的儿子和丈夫说：“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毛泽东的像”，应该“宣布立即撤销毛泽东党内一切职务，让他靠边站”，并说“要解放刘少奇、彭德怀等同志”，她与丈夫、儿子张红兵辩论，并把毛泽东画像销毁。张红兵当即写了一份揭发母亲的信，题目是《检举揭发罪恶滔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罪行的材料》，信中要求将母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送给上级领导，很快这位伟大的母亲就被逮捕，仅仅两个月就被枪决，死时仅四十四岁，判处死刑的主要依据是儿子和丈夫的揭发材料。烈士的言行都发生在家中，只有儿子和丈夫知道。最近烈士的儿子张红兵公开发文，为自己揭发母亲忏悔（注1）。
在毛泽东的教育下，很多青少年，只知阶级仇、民族恨，心中唯一偶像就是毛泽东，谁反毛，谁就是的阶级敌人，谁就要被消灭。张红兵的行为说明当时的洗脑教育，是怎样泯灭了亲情和人性，成功地把人变成魔鬼。
上个世纪在土改、肃反、反右、文革运动中都出现过大量的反人性的 “大义灭亲”。子女揭发父母，夫妻反目成仇。把亲人送进监狱、送上刑场，这种事例比比皆是，多少家庭破裂，多少亲人死于非命，或在监狱中受尽煎熬。对他们最大的精神折磨就是亲生骨肉、结发夫妻的绝情。在那种年代，心中有了叛逆思想，不敢和最亲近的家人讲，不敢告诉最知己的朋友，人心叵测，已经到了极限。
（二）必须深入的揭批毛泽东
毛泽东统治中国几十年间，罪恶累累。在他领导下的政治暴动中，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地主和所谓的“反革命”，他发动的公社化运动饿死了三千多万农民。毛泽东们不但破坏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他的思想毒害了几代人。现在，70岁以下的人都是喝他狼奶长大的，他的“阶级斗争为纲”，专政理论、极权思想理应受到彻底的批判和清除。但时至今日《毛泽东思想概论》仍是大学生的必修课，2003年我写文要求撤销这门课程（注2），时至今日该课程仍在继续进行，仍用毛的思想给大学生洗脑。
今年84岁的茅于轼坚持批判毛泽东，受到毛泽东崇拜者的当街侮辱，公安不露面，官方的《环球时报》在5月6号发文竟暗指茅老破坏团结，分裂社会。还说茅老揭发的电话骚扰无法证实，我相信茅老的揭发是事实，因为我曾受到这种骚扰连续达半年之久，我曾把手机带到派出所请公安人员当场收听骚扰电话（注3）。看来某些高层领导，仍在坚持毛的思想路线，有人本身可能就是毛左。
（三）应该揭露历史真相
真实的历史会使人认识真理，以史为鉴，尊崇普世价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过去人们生活在毒化的环境中，接受了毒化教育，做过些违反人性的事，说过错话，现在如何对待？是为过去的错误，昧着良心，掩盖真相呢？还是带着悔恨心情，去揭发罪恶呢？张红兵先生的选择是正确的，对过去做过的错事、坏事把它说出来、写出来，加以谴责，表示忏悔，这才是对后人、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应该为张红兵的忏悔叫好，为他的叛逆叫好，他叛逆的是黑暗、邪恶和兽性。只有远离兽性，人性、人道才能回归。
不久前，当年济南的红卫兵，现在61岁的刘伯勤，在今年《炎黄春秋》第六期，登广告向“文革”中受自己批判的师生道歉（注4）。最近有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回乡调查大饥荒年代农民的生活，调查饿死人的真相。这种调查意义也不可小觑，经历过大饥荒的人，现在已是七、八十岁的老者，他们的口述历史很可贵的，多少年来，当局一直在掩盖那段历史，掩盖毛泽东制造的人间惨祸。不但教科书上没有饿死人的记载，文艺作品也在回避。学生下乡调研，既是留口述历史，也是接受教育，值得学习和推广。
（四）老年知识分子的责任
茅于轼先生以他84岁的高龄，站到中国批毛的第一线，难能可贵。社会上最活跃的学者应该是四、五十岁的人，他们精力旺盛，又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但这些中年学者很少站到学术争论的风口浪尖，这和体制密切相关，中国大学实行党委领导制度，科研机关，媒体、出版社都由党委领导。学者坚持真理的文章在国内难于发表，发表文章关系到知识分子的职称、工作和饭碗，谁敢去触动评论毛泽东这个禁区呢？很多知识分子，明知毛泽东该批，但却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批毛的重任就就落到了退休的知识分子身上，他们不再追求职称、职务的升迁，也有了经济、事业的积累，他们当中有些人义不容辞的承担了揭毛、批毛，参与社会活动，担当启蒙的重任。
（五）本人的经历
本人是个毛泽东时期受害者，当时“攻击伟大领袖”是我挥之不去的罪名，为此文革中我被关牛棚（黑监狱）21个月，批斗、抄家、挂牌游街，山大召开了三次全校师生的批斗大会，最后一次是1975年把我从监狱中押回山大，在小树林进行批斗。1978年被判刑7年，引来这些遭遇，主要都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罪名。批判我竟敢把毛泽东和蒋介石相比较，要毛泽东退位（注5）。
我在监狱中关了将近八年，反复思考，终于认识到毛是个历史罪人，1976年，毛去世，我在监狱中，带着手铐脚镣，我想揭批毛泽东，我知道自己因为“反毛”坐牢，如果当时狱中点名批他，很快会被处死（华东师大的王申酉在1977年因为批毛被处死）我既要批毛，又要保留文稿，还不想被处死，日夜思考，想出个万全之策，就是写“上书”，给华国锋，给叶剑英，给党中央，我想让法院保留我的“上书”。开始我用批判四人帮影射毛泽东。随着形势的发展，1978年开始，点名批判毛。1982年我平反回山大，经过18年的努力，2000年终于从在山东高级法院档案中复印了上书原稿，编了三十万字批毛的 “狱中上书”，大陆无法出书，2002年只能在香港出版。隔了两年，又在香港出版了《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这两本批毛的书，成了大陆的禁书，海关不准进入，2002年冬，我托台湾朋友从香港带来本《狱中上书》，被海关扣下（见海关收据图片），2011年，抄家，把几本批毛的《狱中上书》和《百年祸国》全部抄走（注6），至今没有归还。
数十年的经历，使我深深感到茅老要《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是十分必要的。我希望在中国能够实现对毛的公开评论。公民的出版自由的权利，不应受到侵犯。毛泽东离开人间37年，对这样一个有过巨大影响的人物，应该允许公开的讨论、辩论和批判。文革已经结束30余年，不应该再用文革的方式来对待、批判毛泽东的茅老先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拉出横幅诽谤茅老是“汉奸”，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触犯了现行的法律，属于诽谤行为。茅老年事已高，缺少起诉的精力和时间，有些青年律师如有意愿，是否能代理诉讼呢？即使不判刑，也应该让违法者知道法律的尊严。
中国的学者 如：南京大学的高华教授，如炎黄春秋的主编杨继绳先生的批毛专著都只能在香港出版，他们的书在大陆都成了禁书。在这样一个缺少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媒体又被当局垄断，在上层的保护下，毛泽东是难于离开神坛的，批毛的过程，是争取新闻出版、学术自由的过程，也是争取公民权利的过程。有识之士，应该为此尽一份力。
注1：2013年香港《开放》杂志第三期，文章原题目为“方忠谋被儿子出卖而死”
注2：2003年3月25号，在网上发表的《评论大学生必修课<毛概>——评论毛泽东之二》，该文见见孙文广文集，需翻墙查找。
注3：见2006年9月30日 发表的《电话骚扰遭遇记》以及2010年9月05日 在网上发表的《涉及12城市的恶性电话骚扰》，详见孙文广文集。
注4：见《南方周末》2013年6月25日，评中评《红卫兵道歉，个体反思弥足珍贵》
注5：见山东高法和济南中法的判决书（附照片）
注6：见海关扣押照片
2013年7月11日于山东大学定稿（初稿写于5月，因六四前后受当局打压，网络失灵拖至7月定稿并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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